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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人物

《历史决议》是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

May 22, 2017

2016-10-08 我讲的历史你别信备用号

  我是那个《决议》起草组的成员。当时我在中宣部,工作比较忙,只是起草组开会的时候去一下,具体写东西很少。1980年有人反对批“长官意志”,说“长官能没有意志吗?”我写了一篇文章《人民要公仆,不要长官》,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了为“长官意志”辩护的人。胡乔木看了这个文章很不高兴,就把我找去谈话,让我再写一篇文章,强调领导的重要性。其实我批的是以长官自居的干部,并没有批领导,所以我没有再写。他很生气,专门开了一次起草组的扩大会,请了一些理论界的名人来参加。胡乔木专门讲话批评我那篇文章,说我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助长极端民主化。他特别强调“人民也会犯错误”。但那个会开的不怎么好,他发言后,别人并没有跟着起来围攻我,我也没有痛哭流涕地检讨,但也没有起来反驳他,因为我一直对他还是尊重的,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洗耳恭听”,概不表态。结果这次批判会只得不了了之。批判会以后,他就不再给我分派写作任务,不过开会时起草组照样通知我,我也照样去参加。
  后来开四千人大会,对决议草稿征求意见。我作为起草组成员,也参加了。当时起草组成员分别参加各组讨论,我参加人大常委这个组,彭真是组长。我还有个发言,主题是批评“宫廷政变”。我说,粉碎“四人帮”是一次宫廷政变,这是不合法的。当时“四人帮”已经是众叛亲离,打倒他们,大家当然都高兴。但是那种做法是不对的,这会给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造成一个很坏的榜样。所以我说这只能是最后一次,以后千万不能再用这种突然袭击的手段去解决问题了(可惜这些话说了也白说,不但《历史决议》里头没有采纳,而且政变手段以后还是照用不误,两任总书记都被非法搞下台了)。
  我参加《决议》起草的过程 就是这样。
  对于这个《决议》本身呢,我觉得郑仲兵对这个决议实质的分析,可以说一针见血,的确是那么回事:不是按照三中全会已经确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往前走,而是邓小平讲了四项原则以后,要用一种决议的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党。如此深刻地发掘出这个“历史决议”背后的政治动机,三十年来还没有人做过。
  1945年在延安通过的那个《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把毛泽东的地位正式树立起来。1981年在北京通过的这个《历史决议》,是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 新树立起来。因为毛泽东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化身,要坚持一党专政,就必须维护毛泽东这座尊神的形象。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其实就是毛泽东的衣钵,这是中共的传家宝,和贾宝玉佩戴的那块“通灵宝玉”一样,是万万丢不得的。邓小平不愧是毛泽东当年亲手培植的总书记,他深深懂得:在毛泽东的威信彻底崩溃之后,在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之后,如果不赶紧祭起毛泽东留下的传家宝,摆脱了毛泽东阴影的中国人民就会进一步摆脱一党专政,走上自由民主的大道。所以他才在三中全会闭幕刚刚三个月之后,就发表了“坚持四项原则”的讲话。其实四项原则没有一点新东西,全是毛泽东的遗产,但它又是通过邓的润色,并且用邓的语言表述的。
  这个决议整个起草过程,邓小平一直抓得非常紧,曾多次向起草组面授机宜。他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在这个决议里,虽然不能不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却用更浓的色彩去粉饰毛泽东。所以更确切地说,第二个历史决议所呈现的“圣像”,就是邓小平在高举毛旗。“圣像”是要人们膜拜的,专制体制是要树立个人权威的。“圣像”上虽然有两位尊神,但是老的权威已经不在人间,所以真正树立起来的是新的权威。新的权威是谁?自然是高举毛旗的邓小平。这就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庄严通过的这个决议的政治需要之所在。
  邓小平讲的那个“四项原则”,我也是起草组的,“四项原则”是他在理论务虚会上讲的。理论务虚会应该说是胡耀邦上任中宣部长的第一个作品,也是他在思想领域的一个杰作,确切地说是绝唱。这个会思想解放的程度,是中共执政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理论务虚会刚开始第二天,胡耀邦和胡乔木就把我找去,让我起草华国锋的讲话。因为那个会是中央召开的,所以原来的安排是华国锋以中央主席的身份在闭幕式上讲话,以表示这个会议的规格之高。当时他们就找了我一个人来起草讲话稿,没有成立起草组。胡耀邦和胡乔木都讲了讲。他们整个调子都很解放,讲的很详细,我记的也很详细。后来我一边开会,一边抽空起草讲话稿,基本都是按照他们讲的大意写的。
  务虚会第一阶段开了一个月,胡耀邦的开幕词讲的非常好,大家情绪高涨。开会不久,周扬到邓小平那里去,又带回来邓对务虚会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因此会议开得更加活跃。在这种解放思想的气氛下,我有一个长篇发言《领袖和人民》,主题是:“不是人民必须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通篇发言都是批毛的,同时也批评了华国锋。这个期间我已经起草好了华国锋的讲话稿,胡耀邦和胡乔木两人看了一下提了点意见。我又写出第二稿,排成大字版送上去。
  不久务虚会就休会了。
  没想到,这个期间“西单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使局势突然逆转。“西单墙”是78年夏天开始的,79年1月份,魏京生贴了一张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这个大字报本来也没有什么出色的内容,但明显是针对邓小平的。他写这个大字报的时候,西单民主墙的积极分子,包括刘青,都不赞成。刘青当时是《四五论坛》的,他们好几个人都劝魏京生,别写那个大字报,邓小平正在搞拨乱反正,你批他干嘛,转移目标嘛。但是魏京生坚持把这张大字报贴出去了。本来邓小平是支持西单墙的,原来有些老干部反对“西单墙”,但是邓小平支持。他说,不要鸦雀无声。叶剑英也是支持的。所以“西单墙”办的很兴旺。一些人虽然不高兴,也没有办法。然而魏京生这个大字报是个转折点。1月下旬,彭真把这个大字报送给邓小平,邓小平一下子火了。结果,不但魏京生被抓起来,“西单墙”也被取消了。这个事情是胡耀邦告诉我的。魏京生被判了15年之后不久,胡耀邦把我和阮铭找去帮他搞一个文件。我们说魏京生写了一张大字报就判了15年,怎么能这么处理?太重了。胡耀邦说,我也不赞成,但这是小平定的,我也没办法,彭真拿着魏京生的大字报去找小平,把小平说服了。
  促进邓小平转变态度的因素,当然不光是魏京生的大字报。不过这张大字报很像足球场上的“临门一脚”,把比分扳过来了。当时上海、四川等地纷纷给中央打电报告急,说我们这儿办不了公了,乱套了。这些告急电报都在向中央施加压力。所以,如果说魏京生贴大字报是“临门一脚”,那么社会上的乱象就是足球场上的混战。这场混战刚好使足球滚到了魏京生跟前,这才成全了他的“临门一脚”。
  那个时候是中国的思想最活跃的时候,也是社会上最乱的时候。压制了几十年的矛盾,一下子松开,当然什么都要泛起了,这是难免的。那个时候有一种说法是“四过头”:“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了社会秩序混乱。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了思想混乱。落实政策过了头,引起了阶级阵线的混乱。重点转移过了头,丢了纲和线。”反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人,抓住这种“四过头”的说法,指责三中全会是“逆风千里”。正好在这个时候,务虚会上刮起的思想解放的旋风席卷全国,所以这个会必然成为众矢之的。
  务虚会复会的时候是三月下旬。这时,事情已经完全变了。原来是华国锋要在闭幕会上讲话,现在改成邓小平讲话。其实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都是别人起草,他们拿到会上去念,谁念都一样。但这次却不一样,因为政治风向变了。原来我给华国锋起草的稿子,已经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所以另外给邓小平专门成立一个新的起草组(吴江,我,滕文生,宋振庭),由胡耀邦和胡乔木带领,到邓小平家里听他的指示。
  这次邓小平对我们谈话的调子,和他先前“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的指示完全相反,是180度的大转弯。他一方面批评社会上的乱象,一方面批评党内,就是他常说的“一手硬一手软”那个意思,同时也批评了理论界。他整个谈话的基本精神就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当时一边听一边想,政治家转弯真快!说变就变。我还发现邓小平真是“钢铁公司”,绝对的一言堂。连胡耀邦到他面前,都不可能有二话,更不要说别人了。记得1962年我随田家英去湖南调查的时候,毛泽东曾在武汉接见调查组。他看上去一点架子都没有,谈笑风生,大家毫无拘束。可是到了邓小平跟前,只能规规矩矩接受指示。这两个人都是扭转中国历史的领袖人物,都是说一不二的“一言堂”。邓小平是表里如一,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然而毛泽东这个“马克思加秦始皇”,看起来却是那样慈祥,那样平易近人!难怪田家英生前长叹:“伴君如伴虎。”毛的城府如此之深,真是深不可测!
  这个新起草组从邓小平家出来之后,再就没有事了,根本就没有开过会。邓小平的讲话稿实际上是胡乔木一个人给他写的,连起草组都没有讨论过。我是一直到人民大会堂听邓小平讲话时,才知道它的全文。
  邓小平白天刚刚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来京参加务虚会的各省宣传部长马上连夜把这个“新精神”传回本省,于是全国的风向立刻变了。我在河北呆过,听河北的朋友讲,省委闻风而动,人民公社刚发还给社员的自留地,又收回了。
  如果用左右摇摆来形容中国政局的话,就是“左易右难”。往右摆,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往左摆,如顺水推舟。就跟弹簧门一样,总是向着左边,你要往右拉开一点很费劲,可是你一撒手,它马上就弹回去了。其实“左比右好”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左是“正路”,“宁左勿右”就是党性强。“四人帮”往左边跑得太远了,搞的太厉害了,所以叫“极左”。因此才要“拨乱反正”。什么是“正”?左就是“正”。就是这么个局面。邓小平的讲话,中央根本没有讨论过,他个人拿出去就讲,却比中央正式通过的三中全会决议更有权威。一篇个人讲话没有经过中央讨论做出决议,自然没有法定效力,然而却能风行全国,可见党内左的传统是多么深厚,可以说已经成为这个党领导骨干的本能。
  文革中有一句“表忠心”的流行语:“把毛泽东思想融化到血液里”。在毛泽东领导下成长起来的这些高干确实达到了这个境界,“党性”特别强,听到风就是雨。三中全会刚刚使中国进入温暖的春天,“四项基本原则”掀起的反右风暴就横扫中国大陆,政治形势很快就逆转了。
  第二个《历史决议》我认真看过,还参加了中央组织的传达组到河北省传达过。我分到沧州地区,在全地区三级干部大会上讲了两次。第一次讲中央人事更动,集中说明胡耀邦对中国历史转折的伟大贡献,当选党的主席是众望所归。第二次针对与会者强烈反映的左倾流毒,着重讲解三中全会路线,支持大家解放思想,批评了农村的左倾回潮风。但我没有传达邓小平反复强调的 “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
  邓小平的“宜粗不宜细”就是为了文过饰非而掩盖历史。写历史要有“史德”,中国的史学传统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都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是我们中国史学最可贵的传统。历史无非是写真实,按照事实老老实实写出来就是了,做什么“决议”呢?决议是政治性的东西,要大家都来服从。对历史作个决议,这本身就是按照某种政治需要来改写历史,粉饰历史,抹杀历史,或者凭空捏造历史。所以,不论第一个《历史决议》还是第二个《历史决议》,都是为当时领导者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当初我参加起草组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经过三十年的风风雨雨,现在才明白过来。
来源: 五柳村 | 来源日期:2011年12月14日 | 责任编辑:左小刀
李洪林(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原副局长)


*本文为李洪林先生的一个发言,经《往事》整理后印发和由五柳村上网。复为共识网转发,左小刀是共识网的责任编辑。--五柳村编者,2016年10月9日。

东方:毛泽东将中国夜莺岛赠送越南始末

May 22, 2017

历史真相:毛泽东将中国夜莺岛赠送越南始末

VOA2016.10.06 02:52 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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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收复南海诸岛之后,于1947年12月公布了一张《南海诸岛位置图》用十一条断续线,将整个南海包了起来。由于形状像英语的字母U,也像牛舌,所以又称U形线和牛舌线。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继承了中华民国的11段线的主张。1953年周恩来为了表示与越南友好,将十一段线中位于北部湾的两段线删掉,变成九段线。

1957年3月,中国领导人为中越两国“同志加兄弟”的革命友谊和反美共同目标,将位于海南岛以西北部湾中心的中国“夜莺岛”,作为礼物秘密送给了越共主席胡志明。

中国时事评论员陈杰人教授说:“这么一种送,对国内的一种政治而言,有没有经过人大的批准,有没有经过国民的讨论,符不符合国家的利益,符不符合我们国家传统的文化和历史,确实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越南喜获豪礼

胡志明本来到北京,是想向中国同志借中国的夜莺岛建一个雷达站,以便提前侦查到美国军机,没想到中国兄弟如此大方,将夜莺岛作为礼物送给越南,当时的心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喜大普奔!(喜出望外、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越南小兄弟一点没有迟疑,随即将中国“夜莺岛”改名为越南“白龙尾岛”。中越发生战争之后,两国关系恶化。中国当年将夜莺送给越南,如今是覆水难收,悔之晚矣。

中国时事评论员陈杰人教授认为: “领土问题是我们中国十三亿多人民共同的家园。如果将领土送出去,或者按边界来划分的话,应该得到全体民众共同的讨论,共同的批准。民众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如果这些权力没有得到满足的话,我觉得无论是谁在管理这件事情,在未来都会成为被历史谴责的对象。”

今天的南中国海发生领土领海争端,越南的白龙尾岛是地地道道的岛屿,不存在是岛屿还是礁石的争论。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越南以白龙尾岛作为越南领土为由,对北部湾大面积海域和大陆架,提出领海主权和专属经济区的要求。根据李德潮所著《白龙尾正名》一书,越南先后抓扣在白龙尾岛周围捕鱼的中国渔船,损害了中国数十万渔民的生计。

中国可以拿出很多证据来证明中国对夜莺岛有历史权利。用一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经常说的话,那就是夜莺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中国领导人为何要把夜莺岛送给越南呢?那话就长了。

反对美帝结盟

1954年3月13日,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共党中央,在同中国军事顾问团共同研究后,决定发起奠边府战役。1954年5月7日,越共攻克了奠边府,赶走了法国军队,史称奠边府大捷。

法国军队败走北越之后,美国填补真空,加强了在南越的军事存。美军的飞机加强了对北越的侦查。据《叩醒中国海》一书记载 (曹保健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越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来到中国,通过周总理向毛泽东请求,让我们把位于北部湾海域的夜莺岛,‘借’给 越南‘用’一下,建一个前沿雷达站,用以监视美帝飞机的行踪。”那时的中国,有点像慷慨汉子,几乎没费什么周折,胡志明的请求就得到了应允。”毛泽东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气势如虹:什么借不借,干脆送给越南兄弟吧。

从此,中国的夜莺,就成了越南的“白龙尾”。这一中国领土被白白送给外国的重要事件,在当时以及后来,从来没有引起过中国民众的关注。

缺乏海洋思维

中国时事评论员陈杰人教授说:“中国整个的国民和过去的领导层确实没有海洋国家的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并没有汲取甲午战争的教训,甲午战争之所以中国打败了,就是因为中国没有从宏观和中观上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只是打造了几艘坚船利炮。显然仅是从微观上视野是无法战胜有宏观视野的日本海军,这是一个历史问题。”

夜莺岛坐落于北部湾的中心位置(北纬20°1′,东经107°42′),又称浮水州岛,岛上有淡水,从一百多年前就有中国人在岛上定居。广东省和海南的中国渔民,把这个岛作为养殖鲍鱼的基地。据李德潮《白龙尾正名》一文记载:“1955年解放时,(岛上)有居民64户,249人(男127人,女122人)。居民全部是 中国汉族人,讲澹州(海南澹县)话。岛上有庙宇一座,奉祀天妃娘娘和伏波将军(马援)。”岛上有两个村庄,大村名“浮水洲村”,小村名“公司村”。 1955年,夜莺岛在行政上隶属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儋县,设立区级行政单位——儋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科研部1992年出版的《我国与邻国边界和海洋权益争议问题数据选编》记载:“北部湾划界涉及一个重要因素,即在海域中央的一个岛屿,原属于我国,称为浮水洲或夜莺岛,1957年我移交给越南,越改称为白龙尾岛。”

马白山的忏悔

原海南军分区副司令 马白山 将军当时作为中方代表,前往夜莺岛与越南代表履行了“移交”夜莺岛主权的手续。

马白山说:“1957年3月,上级指派我为代表,把浮水洲 岛移交给越南,越南来的代表,也是一个军分区的副司令。当时有文件,说委任马白山作为移交浮水洲岛的全权代表,同去的还有当时的海南区党委的一位副书 记……移交时,部队撤,老百姓不动。有的老百姓不高兴,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变成越南人?其他设施,如商店等都移交。移交前,我去过这个岛,岛上渔民 主要是捕捞近海的鲍鱼。他们捕来的鱼,卖给大陆,也贩运到越南去卖。……

移交仪式在岛上举行,文件都准备好,履行签字手续就成。移交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上 面安排的,移交仪式:开茶会,桌上摆水果、点心,都是越方带来的,晚上还设宴请客,越南还派了一个文工团演出。文工团员不少是在越的华侨。……移交给越 南,主要是当时两国关系好,我们与胡志明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反正是兄弟嘛,该岛又稍近越南一点,就通过一个仪式移交给它。” (《海角寻古今》,马 大正着,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如今,马白山对当时执行的这个卖国决定感到很痛心,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沉重地说,看来我是做错了一件事”。

意识形态划界

中国时事评论员陈杰人教授说:“那么自从50年代以来,到上世界80年代,中国确实有一个特点,以意识形态来划分敌我的最重要的标准。当你是我的朋友、是我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同盟,我可以毫无原则的让步,包括原来的越南、古巴、委内瑞拉、南斯拉夫、俄罗斯等等,我们都让过很多,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决定论。这跟中国当时建政之后,跟一些政治盟友形成妥协也是有关系的,但这种妥协的代价太沉重了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用在中越关系上,尤为令人感叹!

中国教训越南

1979年1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邓小平在美国受到了国家元首级的欢迎。美国总统卡特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在宴会前与我密谈,征求我对中国对越出兵之事的意见。对于美国来说,西方国家当然乐于见到中国教训一下越南这个苏联的盟友。中越战争之后,

邓小平访美后不到一个月,中越战争爆发。

1979年2月12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下达了《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命令》,决定于2月17日拂晓,从广西、云南方向同时发起对越作战。中国和越南同志加兄弟之间的这场战争打了28天,双方均声称取得了胜利。根据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预计越方总死亡人数超过80,000人。

美中十年蜜月

这场战争也改变了中国和越南的朋友圈。根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1979年2月22日汇总各国对中國进攻越南的态度:反对和谴责中國,支持越南並要中國撤军及停火的有前苏联和大部分东欧共产党政权。而美中关系在中越边界战争之后,进入了一个十年的蜜月期。

这场战争不僅破壞了中越友誼與共產主義陣營的團結,同时更加激化了中国和越南之間的民族矛盾,也使得各種衝突持續至今。

中国时事评论员陈杰人教授说:“中国过去的一些老的领导人可能觉得中国领土之大、无所谓,虽然嘴巴上说寸土必争,实际上觉得拿出去一点,它有它的收益。比如说在越南问题上,如果这个岛真的是他们送出去的话,他们也是赢得了当时越南对美国的一些牵制,特别是北约对于美国的牵制。越南战争的时候,中共和越南结成同盟,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之后,又需要越南作为棋子跟俄罗斯叫板,在这些问题上,决策者可能也有综合的考虑。

越南也成为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的主要声索国。据中国官方媒体介绍,在南海领土争端中,越南侵占中国的岛屿最多,获取的油气资源利益也最多,但是中国考虑到两国相同的意识形态,从来没有公开对越南亮剑。

中国时事评论员陈杰人教授认为:“我个人认为,不管怎样考虑,领土问题是没有商量的。哪怕是被别人打进来,用血肉之躯来挡坚船利炮也得阻挡。但是将领土作为国际交往让步的一个代价,这样的人我觉得是要受到历史的批评和谴责的。

南海三国演义

中越关系和矛盾冲突呈持久战的同时,美国和越南的关系则迅速升温。美国海军专家预计,美国最终将以越南盟友的身份重返金兰湾基地。越南芽庄海军学院原院长黎继林(Lê K? Lam )海军少将称,如果把金兰湾港与菲律宾的苏比克海港及新加坡的美军基地联合起来,就可以控制所有南海及途经。如果毛泽东黄泉有知,恐怕对当年把夜莺岛作为礼物送给越南的决定,悔得肠子都青了吧。

今天的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亚太地区的军事强国。习近平是否能把中国的夜莺岛要回来呢?毛泽东和周恩来1957年的赠送是否从法律上有效呢?有越南问题学者指出,根据2000年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中越两国明确界定白龙尾岛(Bach-long Vi Island),也就是中国以前所称的夜莺岛属于越南领土。北部湾上的这颗明珠已经永远从中国手中失去了。

程阳生:日本鬼子为什么从来不轰炸延安

May 22, 2017
October 14, 2016

端传媒专访章诒和--与民主擦肩而过的故事

May 21, 2017

原标题:专访章诒和- -与民主擦肩而过的故事,和谁细讲?  
 
作者:Stanley Leung


中国最接近”民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章诒和曾见过。2017年清明时节,将满75岁的她坐在香港沙田的一间咖啡室,银发,淡粧,拿著打印好又手写改过几遍的文稿,向端传媒记者说起自己亲见过的那些激昂、揪心又扼腕的历史瞬间。她后半生的光阴,都埋头在这前半生的历史里,咀嚼、梳理、陈述历史的残酷与人的脆弱,记下美,与美的凋零。

从2004年的《往事并不如烟》(又名《最后的贵族》),2005年的《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2006年的《伶人往事》,2007年的《五十年无祭而祭》,2009年《这样事和谁细讲》,再到2014、15年陆续出版的女囚故事四则,她写得越来越慢。2017年3月,她的新书《花自飘零鸟自呼》在香港出版,过去十年的文字集结,仍写史:”我写得很慢,为许多人和事伤感……每个人都在沿途颠仆挣扎,身上千疮百孔”。

“你要组党,你一定要进监狱,对不对?”章诒和问。她的父亲章伯钧,是建国初期民主党派的领军人物,也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中国第一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7年以后,独立政党基本上没有了,民主人士自己都不提我们消失了,”她说。一甲子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无”独立民主党派”。这是一个”很残酷,不便于言说的事实。”

但她不甘于哀叹。那些疮孔是怎样发生的?历史的伤口愈合了吗?哪些仍在流脓和疼痛?在书里,在访问里,她和记者,就从中国曾与民主的近在咫尺讲起。

建设联合政府:中共要区别于国民党一党专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过相对独立的民主党派的,1949年建政时至少有11个,成立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至49年12月,三党合一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加上”中国人民救国会”解散,形成了”八大民主党派”。

章诒和回忆起:”那个时候最优秀的,最有能量的,最有质量的知识分子,都在(民主)党派。”比如她的父亲章伯钧参与创建的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前者主要由从事文教工作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组成,后者由医药卫生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组成。

在国共争天下时,民主党派是”第三者”,至内战末期,这些第三党派大多因反对国民党的腐败而亲共,且因此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打压禁制。他们也为中共提供了不少助力,如民盟成员、哲学家张东荪,据章诒和介绍,对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城的保护,”作用是巨大的”。章伯钧甚至曾指出,正是因为”第三党”民盟的存在,才让美国对中国的前途产生”错觉”,放松了军事力量的补充,使蒋介石很快垮台。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宜,当时,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对此诺迅速响应,向毛泽东表示”曷胜钦企”(不胜仰慕),并迅速通电国内外。

中共建政,临时宪法即在1949年9月29日,由民主党派人士广泛参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这次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其中民主党派、无党派占3人,56名委员中也有27人非中共党员。之后任命的政务院副总理,4人中有2人,15名政务委员中有9人,34个部会院署行的正职中有14人。人民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展露雏形。

章伯钧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政务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1949年10月到1954年9月,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交通部长。1949年6月到1957年11月,他是由民盟主办、重新创刊的《光明日报》首任社长,并在1953年将该报转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主办,近30年后该报才明确由中共中央领导和主办。

“中共要区别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它不能搞一党专政,必须联合其他政党,以表达共产党要建立联合政府,不是一个党夺天下,是让众多党派共同享有成果,”章诒和如此解释中共建政初期对民主党派的态度。

“之后,作为工具使用(完),就可以丢弃。”她轻轻补充一句。但,这是致命风暴和经年累月之后回望才能得到的教训。

面对权力的改造和利用,知识分子既是被迫也是自愿

新夺天下的中共,已经历过延安整风,善于”改造思想”,”利用”和”清理”异己,这一点,知识分子们并非不知——作家王实味的下场已为生死之鉴。但1949之后,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仍在归顺中观望,在迟疑中徘徊,在忧惧中幻想。

章诒和不止一次谈到,文人与统治者,历来都是彼此仇恨又相互需要,然而,同是文人与统治者的毛泽东,将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发展到极端。

要求知识分子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暴露自己的”错误”于”党和人民”,这种改造思想的模式,与新政权、新国家一同建立。从1950年的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提出,”知识分子思想必须改造”;到1951年毛泽东借电影《武训传》,狠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再到1951、52年间,肃清资产阶级思想运动;1955至57年,”肃清反革命”运动。

“49年以后,知识分子就是一个改造和整治的对象,你要反复检讨,反复交代,反复向党交心,让你在这样的态度中,生出’原罪感’——’我是有罪的’,”章诒和总结。

梁漱溟、胡适、俞平伯、胡风……在这些运动中,无一幸免。

至于民主党派,在中共官方的纪录中,1949年底至1950年11月,”中共中央支持各党派内部的进步分子对企图脱离共产党领导的言行作了坚决斗争,对一些右翼分子采取了’政治严肃,组织宽大’的原则”,”各民主党派都作出清理整顿组织的决定”,原在国外及港澳等地的分支组织停止活动。

先清理,后安抚。1950年3月中至4月中,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对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表示,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背后联系的人们),不可藐视”,”他当面不能说,背后一定说,结果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周恩来则指出,”认为民主党派会’给我们找麻烦’的观点是错误的”,”不能把民主党派搞成进步分子组织”,”多了一批帮手,不是很好嘛!”

在这种安抚中,中共也著力扩展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交叉党员”,并着重吸收各党派联系的代表性中上层人物。国库还拨款给各民主党派。从人到钱,渗透、依赖与控制共生。

凡此种种,并非不知。

章诒和回忆:”刚进京,政权刚建立,罗隆基就对中共一些做法就有看法,要求跟周恩来见面。他说,民盟是不是可以退出,成为在野党。周恩来嘣一声跳起来。就发现他们(中共)有些议论,有些做法和当初的允诺不一样(所以想退出),周恩来一听,就觉得这个问题,不是他可以回答的。他说,我跟毛泽东同志去汇报。然后没有多久,毛约谈了罗,在座的只有周,还有统战部做纪录的。然后毛对罗没客气,’罗隆基!’马上就是这种。他(以前)什么时候说过’罗隆基’?他都说罗先生……”(注:罗隆基时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等职)

“这不是56、57哦!这是50、51哦!”她特别提醒,”你就可见这群知识分子在一开始,不是没有看到。”

但面对中共的”改造”和”利用”,章诒和认为,知识分子们既是”被迫”,也是”自愿”,一是在时代语境之下,不得不表态表达;二是在多轮政治运动中,过度深入政治,难以抽离;三是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下,具有为权力所用的工具性——”专业高大,政治卑微”,亦步亦趋。

民主政治的早春天气?反右序幕悄悄拉开

既非不知,为何还在”帮助中共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果真”大鸣大放”,不觉虎视眈眈?

或许,因为曾似乎出现了曙光。

1956年3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在中国翻译印发。”老大哥”的示范,令当时”通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建设新中国”之梦未断的民主党派人士看到希望。章诒和写道,章伯钧看了报告后对朋友说:”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运动将要结合。”

4月28日,”为了调动知识分子参与建设的积极性”,毛泽东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双百方针),在报章、学术、文艺上纷纷松绑。章伯钧又说:”民主党派有搞头了!”加上中央统战部在全国范围展开一年的内部检查,听取党外人士关于”监督”"共存”的意见,改善党与非党的关系,章伯钧更相信”民主社会主义”有实践的可能。

当年夏秋,受赫鲁晓夫报告影响,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政权都受到了民众激烈的示威反对,苏共模式已难以维持伟大、光荣、正确。不知是从波匈事件中更坚定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决心和信心,还是1956上半年中国国内的”早春天气”(费孝通语)过分鼎盛,1956年7月,章伯钧还在全国政协、民盟和农工党中谈论:应将人大和政协建设成资本主义国家的”两院制”,政协要有如上议院有监督权和不同意权,可以将人大的方案打回头。

同时,章伯钧开始推动民主党派扩大组织规模以实现对中共的有效监督,”民主党派要发展到一百万(人)!”1956年8月,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民盟中央就与中共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汇编了103条意见。9月,中共八大召开,提出整治”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章诒和在书中写道,民主党派人士认为,毛泽东7年来都在改造别人,如今中共终于要改造自己了!

站在中共的角度,理解赫鲁晓夫报告和波匈事件又是另一个角度了。

“1956年,发生了波匈事件,毛受到很大的刺激……他认为,知识分子是起了极坏的作用……看到赫鲁晓夫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主动地要警惕睡在斯大林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就开始想,如何杜绝中国出现波匈事件,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要先动手,而不是让像波匈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先上街、先闹起来,”章诒和告诉记者。

“实际上反右的序幕已经拉开。但我们都不知道,章伯钧、罗隆基都不知道。”

1956、57年冬春,毛泽东对民主党派的言辞,一时甜,一时辣。

1957年4月,中共发出指示,开展针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整风”,毛泽东更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到天安门城楼,请他们帮助中共。

直至两个月后,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由中共中央发出,后人才知道,虎口当时已经张开。《指示》中白纸黑字:”现在我们主动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

知识分子当时未解其中深意。章诒和分析,章伯钧、罗隆基一直搞的是”政党”,不是做中共政权的”幕友”、”幕宾”。战祸过后、新政登场、信誓旦旦、百废待兴,既是有经世济民之心的高级知识分子,又是多年经营民主党派的政治精英,当时,当主流政治的舞台拉开大幕,他们未判断台板下是否陷阱,便奋力跃上。

比如追求民主党派独立:”民主党派进步了,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民主党派是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在工作上不需要依靠共产党”。

比如反对中共专政:”六亿人在政治上单打一的做法是搞不通的,必须要有很多党派共同来搞”。

比如追求中共与行政分开、民主党派人士进入政府:”有人提出国家机关中党组和行政领导的职权要弄清楚,各机关的工作应由法定实行集体领导的行政机构来决定”,”以后要逐步做到民主党派的干部比政府同级的工作人员权力还要大”。

甚至直评毛泽东与斯大林:”老毛现在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一下子就得到这个六亿人口的天下。惧的是中国六亿人口,吃什么?穿什么?”"斯大林这个人是很野蛮的,我们历史上的一些帝王就是如此……今天,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来以后,是否可以这样看,将来还可以研究”,”毛泽东思想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莫说党外人士跟不上,就是共产党内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党员跟不上,这是个大问题”。

——”我就是机会主义,我们要掌握,”1957年4月20日,在农工党中委此番评毛论断最后,章伯钧此语,如历史上一个血色注脚。

反右,中共对民主党派的彻底摊牌

机会其实是捕兽夹。事情很快起变化。

1957年5月、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连续召开了14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征求对中共工作的意见。5月2日至12日,全国各地召开了2万8250多次各类会议,向中共中央、各级党组织、中共党员干部提出了37万2345条意见建议。

5月13、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在分歧中同意”正确引导,再观察一个时期”。

5月15日,毛泽东向中共高级干部发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党内外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右派”,属于”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并非”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领导”,更”企图摆脱这种(共产党的)领导”"妄图灭掉共产党”。

毛泽东提出,对付”右派”,”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并发出最后通牒,”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

6月6日,民盟成员中的六名教授开会,讨论北京一些高校中,不少学生在”大鸣大放”里猛烈批评中共集权专断,非党员的学生没有出路等,甚至要求废除校党委、联合罢课,情势有如五四运动。章伯钧提出,民盟有责任帮助中共,同时趁机发展民主党派,争取中共对他们”重新估价”,并在6日和7日间接、直接联络周恩来,终无回复。

最后一根稻草落下。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指示,反右派运动正式开场。

创立民盟、领导农工党的章伯钧,迅速成为”头号右派”。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则成为了”第二号右派”。八大民主党派中,只有这两党,中共没有参与创建。

1957年6月10日,毛泽东所写的秘密文件《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指出,”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进攻》讲话:”是要章罗同盟,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

“反右又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主要是中国民盟的一场运动,”章诒和向记者表示,”李锐先生认为,毛泽东在反右中造了一个词,叫’章罗联盟’……用这个代替了民盟,民盟是个组织,说出来不好,你要打击另一个政党。”

民盟于1961年10月20日发出的一份内部材料显示,民盟内确认”右派”5173人,占当时盟员总数15.6%,民盟中央一级的主席、副主席、中委、候补中委里,一共划了61名”右派”,占当时民盟中央总人数的33.6%——”听听名字,都响当当,中国超一流的,全扫除!”章诒和喟叹,”民主同盟被夷为平地,所以反右之后,民盟就不再是有独立政治见地、自己有独立政治纲领,而且并不靠国库收入来维持党派的政党。”

“反右派斗争是中共对民主党派的彻底摊牌。意图,李锐说可以追溯到1945年,中共七大,”章诒和说。

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作了一个口头报告。章诒和告诉记者:”这个口头报告他讲,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我们的主要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七大口头报告呢,现在有文字。他就讲,自由资产阶级也在同我们争夺领导权,它有它独立的政治目的,独立的政治团体,就是现在的民主同盟。民盟里头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最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级。这又是一个清除民主党派的理论阐释。”

这个意图也可能比1945年更早。章诒和记得,章伯钧被打成右派之后,把毛泽东在1925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旧稿放在书桌上,打开给她看,对她说,那时,毛泽东已将他们看成”反革命和半反革命”,给他们这个阶级取名”反动派知识分子”,指为极端的反动派、民族革命之死敌。后来这一段,在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掉了。

章诒和认为,将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确定为中共建政之后下一个敌人的字句,见之于1947年10月,毛泽东给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加写的第五条,”他就说等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打击的基本方向就应转到自由资产阶级,明确了下一个,要把它的右翼孤立起来,尔后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说到这里,章诒和右手连连敲着桌面,”47年,人家就这样了!”

除了这一条,章诒和指,还有一个旁证是1947年末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电报往来。当年11月30日,毛给斯大林打了一个电报,”他就讲,我们取得了彻底革命的胜利,我们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一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要退出政治舞台,这样可以大大加强中国革命,巩固中国……斯大林收了电文之后给了回电……他说要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之后的中国政府按其政策,将是民族的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所以他讲不要把党派都取缔。”

“现在研究党史的人就讲,由于有了斯大林的复电,民主党派多活了10年。”

历史固然有伏笔,但没有早知。

以运动形式通往文革的道路从此打通

当历史错误成为伏笔,往往会被重复,而且一次比一次暴烈。

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到了1957年的反右,就不是一个一个地抛弃,一步一步地抛弃,是一批一批的,所以就从手工业操作,变成机械化清除,用运动,”章诒和说。

“一场反右下来,55万右派,占当时知识分子11%。”

机械化运动式清除,针对每一个被视为异己的个体,都有类似的处理步骤和模式:

“第一步就是点名,单位点名:’张三。经我们查明,长期散布反动言论。’一下,啪,你就完了。然后你是不是暂时不要工作了,停职一下,清理一下,回去想一想你都做什么了,你都错在哪儿了,写一个材料。点名有各种点名。最严重的是见之于报章。”

“这样就开始弄你的家庭。对人致命一击是家庭。如果你在单位是孤立的,但是你的家庭是温暖的,这个人还能活,如果你在单位是孤立的,你回到家……这个你就活不了。”

“拆了家,你就彻底孤立了。然后就不停写检讨,不停调查,看你还联系什么人,他要把你周围的、与你相同思想倾向的,通过你清理出来,牵出一串儿。章伯钧第一次到交通部接受批判,他进去吓一跳,有一个右派席位,他都没有想到,他以为他一个人。他回来之后跟我说,’小愚啊,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把我所有的同事朋友,由我介绍到交通部工作的,彻底,右派分子席位,一个一个搞’。”(注:章诒和小名”小愚”)

“到最后才是戴帽子、降职、降薪,再社会地位、物质待遇、家庭成员,以阶级路线的方式,让子女考不了学。没有人可以逃得过。为什么检举揭发,亲人反目?他要从你这个事情中剥离出来,他得活,所以这个很有效。”

民主党派消亡,知识分子遍体鳞伤,被崇拜的集中权力将荒唐引为创举也再无异议。

1958年夏末,反右派运动结束,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舒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

章诒和认为,”反右运动打通了中国以运动形式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通道。镇反肃反还没有这样。反右就笔直地直通”,”每一次要解决一批人,而且这批人事先目标是确定的。这个跟反右的做法是一样的”,”文革前很多人不知道,我记得就我父亲看了什么的时候跟我讲,’小愚啊,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就开始了。’他们有了经历之后,一看报纸行文就不对头了,就开始要大规模清扫了。这是从反右来的。解决一批的同时,要搭上许多无辜者。一个人倒了就一家人,一家人还包括朋友。”

对于中共官方至今坚持的,反右有必要性,但被错误扩大的说辞,章诒和毫不客气:”我觉得毛不在乎。独裁者从来不在乎他们人,什么搞多了搞错了,没有。”"现在算来,除了江青,他和所有同志、战友、亲爱的,都斗。而且你看他到后来,对中共内部自己人下手之狠,一点不弱于对右派的处理。”"毛在清扫政敌(方面),不惜一切,他乐此不疲。”

被问及邓小平在反右中所扮演的角色时,章诒和说,她对邓始终是有看法的。”高饶(事件)他很积极,反右他很积极,我们只用’积极’。(反右)后期处理全是他。方式方法全是他。他在这方面是这样的,”章诒和竖起大拇指,”包括彭黄张周。饶漱石倒台以后,他才当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取而代之,反右以后更上,一直一直上,何况他后面还有个八九(六四运动)。所以我对他始终有看法。但现在赞颂他的很多,他改革开放提出来了,现在大陆说他的改革开放又有对当下的针对性,我就什么都不讲了,不讲不代表没有看法。”(注:高饶指1953年的高岗饶漱石事件,彭黄张周指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定为”反党集团”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

中国未来想要走得更好,必须清算

一度有心气和行动与中共分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联合政府的中国民主党派,早已灰飞烟灭,随之陆续崩坏碎裂的还有知识分子群体、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乃至国族的人性人格框架……反右之后,知识分子怎么办?

“加入中共啊!”章诒和不假思索,”北大清华申请加入中共的最多。”

又或者在历次分分钟尊严扫地、性命不保的政治运动中,学会了”自己把自己给收拾了”——”1986年吧,11月,马上就是反右派斗争30周年,刘宾雁、方励之、许良英,联合起草通知,想开30周年座谈会,写得很正面……总结反右是为了国家更好,免得走弯路,对官方持拥护态度。通知被费孝通、钱伟长交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去了,而且劝盟员不要参加,”章诒和举例,”这不是跟现在一样吗?”

章诒和一直呼吁要在民盟中央的大院里,建立一个右派碑——尽管她作为民盟成员,连民盟的大门都进不去,更不能参加会议——”碑的正面是一个向右拐的箭头,背后镌刻着民盟反右史,后面应该有一面墙,5173块砖,每块镌刻着民盟右派分子的姓名。这是民盟的苦难史,也是民盟的光荣史。”

不仅民盟大院,”甘肃的夹边沟,北京的茶淀,黑龙江的兴凯湖……我觉得一切承载右派分子的苦难和生命的地方都要立碑。碑下是右派分子的血泪,碑上是生者对他们的尊重和纪念。”

纪念反右,章诒和觉得,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对真相的揭示,让尔后走得更好,错误不再重复,由于没有清算,所以不停地在重复自己的错误,”中国未来想要走得更好,必须清算,’去毛化’。没有’去毛化’就像资中筠先生讲的,一百年了,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

研究、梳理、揭示……过去十余年,章诒和在北京守愚斋书房,苦苦笔耕,至著作遭禁、名列”异见”仍然不辍。

10年前,反右50年,章诒和等5名作家出版《五十年无祭而祭》:”受害者跟着加害者走,一步一步地丧失人性,每次运动都是这样,岂止一个反右……我们既要从政治体制上追究历史的罪责,同时还要从人性的深层拷问民族、群体及个人的责任。”

10年过去,将满75岁的她推出新书《花自飘零鸟自呼》,梳理归结2007至2016年的文字,继续聚焦反右与知识分子:”我写得很慢,为许多人和事伤感……似乎每个人都在沿途颠仆挣扎,身上千疮百孔”。

10年前她便说对国家无望,10年后,无望依旧——”一位在人民日报社的朋友告诉我,’大姐,妳这辈子是看不到中国宪政了。’”——但她如此解释新书名:”咱们不是老了吗,现在只能说咱们,不能说谁谁谁,你不断在衰退,但还要不断发出声音,鸟应该啼,我再往上提一点,呼。”

昔炎帝女,化为精卫,其名自呼,一名冤禽,又名志鸟,长将一吋身,衔木到终古。

 
—— 原载: 端传媒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May 20, 2017


 
 
 
 
 

沙尚之撰《陈修良传》前言

May 21, 2017


拒绝奴性—中共秘密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传

撰述  陈修良

编著  唐宝玲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1月出版

ISBN  978-988-15117-0-6

 

何方:怀念著名作家和出版家曾彦修同志

May 19, 2017

原载《往事》第一百二十九期   二零一五年八月三日

五柳村《人物与往事》于August 8, 2015 发出,该博客已被屏蔽(海外仍可访问)

 

《往事》编者的话:“自1943 春初起,即在康生《抢救失脚(足)者》报告之前四五个月起,土地还在半冻结时,各大小机关、单位、学校,即无例外地开始大建土围墙了……从此,到撤出延安 为止,各机关、学校均只有一个警卫严格的大门了,彼此之间的来往就完全停止了……往来的只有机要交通员,延安成了一座沉寂的城了。” “整风运动形成一个单位内部小组之间不能自由往来,个人之间更不能自由来往,而且人与人之间往往还有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以上是曾彦修先生写给何方先生 的信中谈到延安整风的两段话。

延安整风时的情形,就像后来全中国的预演。后来的情形,只不过是把发生在“革命队伍”里的事情扩散到全体 中国人罢了。其实,问题倒不在于运动的具体目标和内容,而在于形成了一种机制,一是通过无规则的内斗产生最高权力,一是通过大规模的整肃和监控来维护最高 权力。在作为原型的苏俄,这种机制主要是外部的,主要表现为消灭或控制人的身体,无耻地利用人的恐惧与贪欲;在延安和后来的中国,这种机制还被内化了。 “沉寂之城”延安正是延安人的外部表征:隔绝与互相隔绝,监督与被监督。

在延安之前,党内斗争基本上采用外部形式,处决和大规模的清洗、兼并,如富田事件等。只是到了延安之后,斗争才变得更内在化和精细化了。

此时的延安,国际派的从天而降,大批知识青年的涌入,使得领导层的权力结构和群众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斗争不再只是组织的和军事的,而且是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掌握的,不光是外在的权力,而且是人脑和人心。

延安整风的主要内容是整肃知识分子(国际派也是知识分子)。其基本战略,是把知识分子框入资产阶级或小资 产阶级的阶级范畴,让工农与之处于对立状态,使之处于受批判被改造的境况;其基本方式,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干部斗干部,利用国际派整国际派,利用白区 人整白区人,利用知识分子中整知识分子,创造了群众性的整人运动;其基本战术和手段,不仅通过暴力和强权,而且借助“说服”和感化,开创了让普遍自负的知 识分子自轻自贱,自我否定,自我批判,自我“革命”的历史。建政以后,政治运动不断,虽然攻击的对象和诉求有异,但这套贬低、压抑、整肃知识分子的路数, 却是贯彻始终的。

知识起于疑,宗教起于信。《野百合花》与《三八节有感》不就是疑吗?毛和党要求的则是信徒,是“驯服工具”。曾彦修正确地指出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启蒙主义尖锐的对立面。

当剔除了疑,确立了信,个人崇拜就大行其道了。结果搞得光焰万丈,势不可当,党政军民学深受其害。上世纪 60年代,面对因自己的助长而得势的政治巨无霸,刘少奇在改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很显眼地提到党的领袖不得把自己凌驾于全党之上,也应该服从党的规 则,其权威应经过全体党员的同意。但已无济于事,党内已没有任何规则可以制约领袖。

至于知识分子如何在一轮轮的整肃中生存下来,曾彦修先生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胡乔木,“这人是二重人格: 他要维护与推广的,其实是他内心反对的,因为此人究竟是有水平的……他若不如此,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他躲得过延安那一劫吗?有才又有见解,能存在吗?” 一个是“我辈”,“我辈之能活下来,在那时其实是才识俱无的。”换言之,只有特别懂和特别不懂的人,才能活下来。

两位老人的对话,可以看作是两个幸存者之间的交流。他们用亲身经历质疑了那么多事情,为那段历史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角度。

谨以此文悼念前不久逝世的曾彦修先生。


 

怀念著名作家和出版家曾彦修同志   

何  方

共和国新闻出版事业的领军人物之一,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斗士曾彦修同志,于3 月3日凌晨离开了他一生所关怀的社会和热爱的人民驾鹤西去了,享年96岁。其实,进入今年以来,他的身体就已经很不好,2月6日又因肺炎住进了医院。我因 骨裂卧床,对他的病情虽然十分牵挂,却无法前去看望。他的病已极重却还在关心着我,自己入院后就嘱咐他的秘书小马,为我了解一下有无住院治疗的可能。作为 他的挚友,在2月27日他病危后,我也只好写了一张字条向他告别,其中写道:“我和曾老交好多年,可说是情投意合。他崇高的思想和纯洁的人品,一直是我学 习的榜样。在长期交往中,他从来都是真诚相见,没有丝毫的虚假和应酬。在我看来,曾彦修同志早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 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对我们伟大的祖国来说,这样的人实在不多。曾彦修的思想和精神因此更加值得人们的珍视和传承,并 不断得到发扬光大,成为全国人民的一份宝贵财富。一代伟大的人道主义战士和思想家曾彦修永垂不朽!”

陆定一当年抄录于谦的《石灰吟》一诗书赠彦修同志。大概是认为他们二人有相似之处, 或者是在鼓励彦修学习于谦。而于谦在此诗中,既有些自我写照,也含有自勉之意。其中“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两句,正可用来形容彦修同志在政 治运动中舍己救人的情操。彦修同志说过,什么都能变,就是良心不能变。在怀念彦修同志时,有感于他极为爱护自己的清名,又想起于谦的另外两句诗:“清风两 袖朝天去, 免得闾阎话短长。”这里只具体说两件事。

彦 修同志和我谈到毛泽东个人崇拜问题时同我聊起他被安排参加帮助毛岸英提高文化知识的事。他说,毛泽东早就有意把毛岸英培养成为他的接班人。毛岸英一从苏联 回来,为了让他能尽快了解中国的各方面情况,毛泽东立即安排对他进行密集培训:让他先后跟着两个劳动模范——吴满有和赵占魁劳动和生活,算是碰了碰农、碰 了碰工,接着把他派到康生身边,搞了一下土改。但光是这些,对于领袖人才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让他迅速掌握中国文史知识。 于是陈伯达和胡乔木就找了田家英、于光远、凌云、曾本人和史敬棠还有一个谁(我把名字忘掉了)辅导毛岸英学习。彦修同志谈到这里时说:于是我就成了太子太 保了。我说不行,你够不上,顶多是个太子少保,陈伯达和胡乔木才算得上是太子太保。到了我写《党史笔记》在文中引述此事时,彦修同志又坚决表示“不想沾 光”,说:“此数句务必删去好,以免我们有沾光之嫌。”他后来在 《微觉此生未整人》一书中干脆否认他当过毛岸英的老师。

另 外谈一个他同胡乔木的关系。彦修同志多年受胡乔木直接领导,他们的历史关系很深,在延安时曾一同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宣部工作。那时中宣部实际上是胡乔木 在管事,而胡下面主要只有彦修同志这个干事。全国解放后,乔木让彦修当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应该说,在同辈中,这种职务和级别的安排,还是比 较高的。后来,两人的思想认识才逐渐分道扬镳。改革开放后不久,彦修同志到人民出版社担任总编辑和社长。他建议翻译出版“外国政治学术丛书”,其中包括比 利时学者曼德尔著《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以选这本书,是因为胡乔木本人对这本书大加赞赏,并竭力推荐。他当时显然并不了解曼德尔是第四国际的领袖 这个事实。当出版社在书中专门说明曼是当代国际托派的著名理论家后,胡乔木立即大兴问罪之师,要出版社写出书面检讨。彦修同志对这种翻云覆雨的两面做法意 见极大,给胡乔木写了一封长篇辩诬信。胡乔木是中国党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彦修同志对他了解既多又深,所以我希望他把费了好大力气给乔木写的这封信发表一 下或以其他方式做个介绍。大概正是由于他们之间存在的历史关系,彦修同志始终采取为尊者讳的做法,即使写出一星半点,也坚持不指名。他在《微觉此生未整 人》中说,“不能因为今天我对他(胡乔木)晚期有一些意见,就说他不好,中国人尊师重道,我这个习气改不了。”彦修同志还可能感到胡乔木对他是有知遇之恩 的。在本文后面所附曾信摘抄中可以看到他对胡乔木的真实看法。

彦修同志是我一生中的一位难得的知己加诤友。我们的深交始于1979 年,中共中央决定隆重举行追悼会为张闻天平反昭雪,我们二人被指定参加起草悼词(悼词后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在会上宣读)。所以指定我们两人,是因为我们同张 闻天有些历史关系。彦修同志先在延安马列学院做过张闻天的学生,后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又受张的领导并随他到晋西北进行过农村调查(曾说张闻天对他写的调 查报告是感兴趣的)。我则是1949年在辽东省委宣传部工作期间被张闻天看中,1950年被他带到北京从事外交工作。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他一直把我当作他 的得力助手使用,从不让离开他的身边。直到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定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副帅打倒,我也随之被外交部定为“张闻天反党宗 派”的主要成员而遭殃。除了各自同张闻天的历史关系,还因为我们都敬仰张的学识和人品。

1979年11月,在胡耀邦同志的倡导下,中央批准成立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指定我们两 人为小组成员,又在小组之下设立由萧扬和张培森先后担任组长的工作小组,负责处理有关张闻天平反昭雪后的一切宣传和资料收集整理等事宜,这项工作持续至 今。从那时起,我们的合作一直延续了三十多年。在这些年里,彦修同志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贡献。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有一次跟我说, “成立文集组(指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曾彦修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他是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他很积极,身体也好。他提出,先出版 一些小册子,‘先出版再说,在报上登登。’”在工作小组没有安身之地时,彦修同志在人民出版社拨出一间办公室,小组在那里办公前后四年左右。举凡张闻天文 集的搜集、编辑和出版,资料的整理和保存,萧扬和张培森都先是同我们两人商量后才行动的。2013年9月出版的《200位老人回忆张闻天》,最后的定稿和 编辑工作主要由萧扬承担,但正如萧扬所说,如果没有彦修同志在出版上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这本书的面世也无从谈起。

但 是,我和彦修同志的深交,远不止于研究和纪念张闻天的领域。这么多年来,我们的交往更多地是就一些理论和中共党史问题交换意见。随着交往的加深,我对彦修 同志的学识和人品也是越来越钦佩,他对我则作了过分的奖誉。我们既相互尊重、对许多问题有共识,也常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争议,争论起来彼此互不相让。

为 张闻天起草平反悼词时,我们还只是刚刚结识,但我已不揣冒昧,对他和徐达深原先起草的文稿,拿起笔来就改。对我这种不讲礼貌的鲁莽行为,他不仅毫不见怪, 反而连说改得好。大概这还为他此后对我的过分评价打下了基础。在交往中,我对彦修同志从来就是直话直说。他在撰写《天堂往事略》这部杰作的过程中, 曾分篇寄给我征求意见,我对他偌大年纪还下那么大的功夫,包括硬啃维辛斯基(此人1935年起任苏联总检察长,提出只要有口供即可定罪,无需更多证据的 “理论”)的法学著作,很是佩服。但对他把书名定为《白头宫女话长安》、自比“白头宫女”感到实在不妥,坚持提了三次,请他换一个。他长期舍不得改,坚持 到最后才改换了书名。

1999年我改行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几年内写出二十篇笔记,最后出版了《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写作过程中,我每写完一个章节,都必定送请彦修同志审阅修改。他每篇都有回应,提意见直截了当,往往就像给中学生批改作文那样,具体到这词或那句“删”、“加”、“改”。除了详细提出修改意见,有些篇章还引出他对相关问题发表长篇议论。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他给同一篇章提的意见,有时竟亲笔抄改数次,一寄再寄。我在《党史笔记》之前和之后写的其他文章,也都送请他批评指正。

对于有些文章,他一而再地谬奖有加。例如,说我在《党史笔记》里 “谈个人崇拜的文章极好。因为没有你这样去研究他,说明他,一般论文解决不了问题。此稿似丢了脑袋也要能公开存世才行。你这是菩萨心肠,菩萨行为,为国为民做了好事……在我火化之前,能读到抢救及个人崇拜二文,也算幸福。”再如:“我生平自37年12月到延安至今,看过三遍的东西,只有你这一件(指我有关在二战后世界即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问题的文章)。帝国主义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均只看过二遍。毛的论文虽觉深刻,但觉拉得太长,论持久战则有些东西太扯远了,反失去精炼。你这长文,我不是说它比毛的论持久战还重要,决无此意。主要是无人将战后实际情况简要讲清楚过。”这些话,实在是我担受不起的。

彦 修同志多年来一笔一划地写给我的信札,数量相当可观。来信内容除了商量张闻天组的事情外,绝大部分是对我送请他指正文稿的修改意见。对于我所写《党史笔 记》中有关毛泽东个人崇拜和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等篇章,他批阅用力最勤,发表意见最多。这些信反映了他对我的深厚情谊,更是他深刻和犀利见解的珍贵记录。在 沉痛悼念彦修同志的此时此刻,我很想把他信里表达的一些思想同所有敬重并钦佩他的朋友们分享一下。下面就分五个问题,按来信时间排序,作点摘抄(楷体是我的文字)。

                                      

一,谈毛泽东和个人崇拜:

 (一)我在《党史笔记》中写的《普遍整风与知识分子》一章中,提到我们在延安整风时学习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的情形。对此,彦修同志于2002年8月31日来信:

“我 意,整风中陈伯达在建立个人崇拜方面是立了汗马功劳的。陈的两篇文章《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整风中受到极大 重视,学的时间很长。这二文提出了,党中央内部历来就有正确和错误路线两条路线在斗争着。正确路线的代表,始终是毛泽东,从党成立的那天起。《读〈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更明确指明,此文奠定了中国革命要走农村武装斗争的道路的理论基础。我觉得在延安整风中,除毛自己的文章外,最重要的就是陈伯达的 几篇文章了。我对毛的个人崇拜,就主要来自陈的上述二文。至于刘少奇的《修养》、《党内斗争》,则主要是强调必须消灭个性,人人都必须成为‘驯服工具’的 教科书,尤其是《修养》,没有起好作用,只要人成为工具,而不要人有思想,是启蒙主义的尖锐对立面。此文的消极作用至今在一些同志头脑中仍占统治地位,我 们要建的是苏式党,大大不利于邓小平的一些正确思想的贯彻。”

(二)2003年5月10 日来信:

彦 修同志在读到《党史笔记》中有关毛泽东给毛岸英找老师的一段文字后说:“我等不想以此沾光,同时,这任务不是毛直接指定的,是陈伯达、胡乔木分别指定的, 删去为好。我过去所以说明此事,是有人不知凌云时间最长,我离东柏坡去西柏坡后,又改由于光远与之联系。毛岸英则只承认田家英一人,一因田以后在毛处工 作,又是第一个,三(原文)是学中国文史,小毛最缺乏此方面知识。故此数句务必删去好,以免我们有沾光之嫌。”

(三)2003年10月18日来信,要我仔细阅读并保存沈志华在2002年第5期《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的《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一文,说:

“此文证明,1958 年后所谓苏方要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宣传,全是假的。根本问题是斯大林死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后,挖了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祖坟,毛自己立刻就要从 儿子党变为老子党。他十分甘心做斯的儿子,但斯死后,特别是被批后,他就要把中苏关系彻底转变过来。特别是1956年秋冬苏联在波匈等地遇到困难后,他就 感到苏已无力东顾,该他当老子了。1957年要以苏联为首纯属虚晃一枪,目的在暂时麻痹外国党,更重要的是想引发国内的亲苏势力上钩,掌握党内上层倾向。 总之,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均是寻借口反对赫鲁晓夫。毛的第一敌人是赫,赫之罪在于敢于揭发斯大林。此文我认为已解决问题,故放大后供你仔细看看。”

他在文章页边还作了些批注:“(在1955年1月陈赓等组团同苏联远东军区及太平洋舰队商谈防空合作问题有关段落旁)斯大林时代心甘情愿做儿子,比蒋介石对日本人还不成体统!……1955年还是积极的。可见,二十大后紧箍咒没有了,父子关系要想反过来了。问题根子在未建国前即决定‘一边倒’。其实即自称愿做儿皇帝!” “波匈事件时,我在苏访问。苏政治书籍出版局负责人在会见我们时,对中方去人帮助他们下坚决镇压决心表示感谢!”

 (四)他得到李锐作于2003年11月13日的《如何看待毛泽东》一文的打印稿后,在稿子上加批注寄给我,说:

“第三页上,指出1950年5.1口号末句,毛主席万岁,是毛自己加的。此事想来你也知道。我过去听说过原中宣部宣传处长王宗一在文革中自杀,听说与口号有关。王初拟稿中无毛万岁,毛加上后,王似乎表示过惊异,文革中遂被定为反毛,不得不自杀。”

(五)2004年5月26日来信:

“毛泽东深悉此中(指喊不喊万岁)窍诀,所以他在1950年由党中央发布的庆祝口号中,迫不及待地自己加了个‘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上去。 此点,他同斯大林正好是一模一样的。同在1949年12月斯大林70寿辰之前赶出来的《斯大林传略》一样,‘斯大林——今天的列宁’,就是斯大林自己加 的,现在俄罗斯有档案为证……毛的推行个人崇拜运动,绝不是出自简单的个人虚荣心理,而根本上是他的历史总结的结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个人绝对 独裁统治,使它不能受到万分之一的动摇。”

“宣传亩产数万斤粮食的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毛本人出自农家,不会真相信的,但他坚持如此宣传甚久,就是纯属政治需要了。凡是毛不同意的,他当时就要大发作。1945 年8月上旬,美国在日本投掷第一颗原子弹,解放日报把消息登到第一版,标题也较大。毛立即发作,大加批评。第二天或第三天,有些单位就听了这个尖锐批评的 传达了。(我在中宣部就听过陆定一的传达。那时陆刚离开报社,挨批的可能是博古、余光生等,陆那天传达时明显地更加口吃。)”

对于抢救运动章节中谈“积极分子”这一段,他说:“当然,多数人是被迫服从,所谓‘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一年到头就希望作‘政治运动’,因为这是这类人的唯一本事,这是至今还很突出的问题。即吃‘运动’饭问题,而上级党组织往往以此为所谓‘党性’是否坚强的标准。”

 (六)2004年7月13日来信:

“其实,各地负责人的所谓‘头脑发热’,也全是假话。这热源来自农民,来自自己?全不是,完全是来自毛的要求。所以,这种检讨也全是在做戏。把几十亩田的稻子割下来堆在一块田里,谁会看不出来,除非死人。所以,这些全都是一人骗大家,大家骗人人。”

“中国自己没有做大国主义的条件,却偏偏要在斯大林死后,一下子大翘特翘尾巴。对这些事,至今还被不少人自鸣得意地大吹特吹,兴奋地追忆往日的‘光荣’,这能总结出什么历史教训来呢?”

“事实上为斯(大林)平反的大小文章这两年已如雨后春笋;它们的特点大体上都不用任何资料,而只重复过去的论点或过去苏官方宣传资料。”

“去 掉了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就去掉了一切专制制度的基础和核心。这是古今中外一切专制制度的命根子。日本的军国主义制度,最后还是立在对天皇的神似的崇拜 上。一个没有彻底脱离个人崇拜的社会,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相反,流行个人崇拜的社会,则必然是一个专制野蛮和落后的社会。”

“共产党不是邪教,不是黑社会帮派,他们应该是人类理性、良知、美德等等的代表者,而决不能是只忠于个人的愚氓。那样,就是把共产党员变成一个没有人民利益立场的狂热邪教信徒或黑社会组织的坚定分子了。”

 “忠于人主是封建道德的第一条,移孝于忠下,孝是第二位的。现代还要这样做吗?定制一套瓷器为毛氏王国专用,这是远过于明清两 代帝王的奢侈;烟是从四川什邡县配备专厂搬到北京来的,还要配备一套党政保卫工作人员,而且至今还把这些事情作为正面事情反复宣传。至于毛的专列几十年在 中国横冲直撞,开停无时,全国一切列车到时全部让路,就是‘秦皇扫六合,俯视何雄哉’也没有闹到这么个程度吧!张良在博浪沙刺秦,可中‘副车’。证明秦皇 这个警卫范围也不太大。”

 “我以为邓小平的全部理论是四个字:‘人要吃饭’。毛的理论复杂一点,是‘整人重于吃饭’。人死光了,还嫌斗争不够:‘八亿 人,不斗行吗?’哪个秦始皇有这么残暴的理论?邓要把人变成会劳动的机器;毛则是要人变成永远自相杀伐的杀人机器。当然,邓要人道得多。但在人们不要有任 何思想一点上,二人并无区别。他们二人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其遥远程度并无区别。手段上的大区别,是在‘文革’以后。”

“我觉得‘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即是单纯的集中,那民主是集中施舍的,而不是民主了。又,‘接班人’问题更荒唐,同皇帝找继任人是一回事,即终身制的领导人寻找另一个终身制的领导人,与世袭君主制无异。”

“中 国还有个港台问题的牵制,更不敢搞民主,怕一搞就垮,非长期维持专制不可。我认为中国自动民主化是不可能的,也缺乏这个人民基础,所以我一点也不乐观,不 相信当权者会推行民主法治。现在是越来越紧。胡温似已成纯粹的技术官僚,一切大权均已转入江曾手中了,胡温像是两个抬轿子的。”

对于我在稿子里提到周恩来在群众大会上高呼“向江青同志致敬!”这件事,说: “你既已指鹿为马,递了降书,你的人格就已经受到对方的绝对控制了。你已经当众吻了她的脚了,今后还有什么说的?至于真假问题,那是无所谓的——对方并不希望要什么真的,要的就是这个假的 ,因为这个假的就很管用了。”

“有人放出话来,如去了斯大林那张大像,他‘就一辈子不经过天安门大街了’。后来是否真的这么实行了不得而知,但这个人在反对改革开放后造的孽确也是够多的了。 在中国,像这个人这样倚老卖老坚决反对改革开放的人,其实很多,不过大多不像他那么放肆,是因为他确是有他的‘群众基础’的。(此人指王震。)”

“中共的前途究竟是前进还是应该大退特退,在一些人中,主张退的人还是强大有力的。这些明显的推翻1978 年冬扭转中国大逆流的那次大转变,能不能就已经很巩固,以后就不会有逆转了,还难说的很。历史上大倒退,在人类历史上频频发生,一个回合就巩固下历史大胜 利的,历史上很少见,或几乎没有。中国的情况可以说这种复辟危险更大得多,因为人民无权,历来一切均由上层几个人或一个人决定。盲目乐观在中国可说毫无根 据,而且明明白白是一种不能不叫人不寒而栗的事情。”

(七)读《党史笔记》谈党史编纂学这一章后来信:

“希(特勒)在大小组织均以‘领袖’决定一切,英语似叫’Leader’,译为中文,以‘首长’为好。它不是委员会的‘主席’之类,就是一个大小‘领袖’、大小‘首长’决定一切。我们的一把手决定一切,不是希特勒的Leader是什么?”

 

二,谈张闻天和党史:

(一)2003年3月30日来信:

“其实,‘实事求是’是常识,中外自古有之,本与马克思主义无大关系。现在忽然上升成为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稀有的宝物了,正好说明不实事求是,是久已成风习了,这才显出了实事求是的珍贵。”

(二)2003年5月来信:

“说整个‘文革’前后十多年的时间,前段是林彪在指挥一切,后段又是江青在指挥一切了。如此,毛泽东则始终在一旁观战了。但毛本人根本不同意这个说法,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打垮蒋介石,二是干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他丝毫不说这是林彪、江青干的。”

(三)在读了我所写《张闻天的民主实践与实践》一文后2003 年6月1日来信:

“遵嘱仔细拜读张闻天与民主文,虚实结合,很感动人。所云诸事,至今不为外人所知。上面所关注者,唯在怕下面的人给他加‘伟大’二字,听说没有,就放心了。你此文发表后,人们观感又将大升一步,提出中共领导者中一个真正杰出人物,一枝被折断了的红梅。”

“现在伟大似乎只限于用在陈(云)彭(真)二人身上,周(恩来)朱(德)不知行不行?毛时伟大只用在日丹诺夫与康生身上过,所以还是不伟大好。”

“全文无意见。只第5页第一行‘较少谈法治’,可否改为‘不能谈法治,万不得已以法制代充。其实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有的极端者,其法制多如牛毛。真的法治必须是民主的表现形式。”

“此文看来并无犯忌讳处,反‘主旋律’处,我看是不容易处分它的,一加处分,处分者的真面目不就更明白了么。”

(四)2011年5月6日致何方、萧扬、程中原信:

“我上次所举五个例子尚甚不完全,未及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歌特反关门主义,凡张(闻天)所涉及者,几无一不是创造性、现实性的大理论问题的正确解决。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李大钊,功在建党,他二人也不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家。陈新青年时期有些重要理论,但那是民主主义理论,西方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民主、人权理论,也很伟大。但在分析中国问题上,就显得浅。不 强调反帝,还谈什么?不大能解决问题。自党成立以来,党内可称理论家者,确是毛公。二十、三十年代以来,瞿秋白、恽代英诸先辈,都未能显出他们理论结合实 践的大成绩。而张闻天一出马就有社会性质、歌特反关门主义二大结合中国实际的巨大理论贡献。当然,同时张在‘九一八’后,也首当其冲,大写反对非马克思主 义诸流派的文章,那是坚决执行斯大林的理论。其他诸关键时期的理论活动则是正确或很正确而且是很杰出的(如西安事变)。党内其他诸人,除毛有不少重要理论贡献外,可谓并无他人。”

(五)2011年6月9日致萧扬转何方、程中原信:

“对 张的赞誉,言辞上我建议以稳重为好。第一次让位,我前已表示过几次意见,张提议自己出去恢复白区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客观上当然就意味着离去总书记职。 当时回白区就意味着只是重建白区工作,只有上海租界可以藏身,当然就谈不到要在上海租界来指挥红军了。因此,这件事可以说客观上是意味着离开总书记的岗 位,但,形式上则还不是那么明白地让位。

“用中国咬文嚼字说,第一次可以说‘辞位’。第二次是‘让位’。第三次是‘弃位’。当然文字上决不能讲这些,可否只具体说明情况,把第一次说成是‘实质上的交位’,避免说我们也在‘造神’,造一个‘谦逊之神’。

“我的总意见是不必具体说明是不是‘三次让位’,让读者去评价:是两次、两次半、三次。

“我建议,我们要特别注意历史上两次过分的吹嘘,均效果不好。一次是毛对刘的吹嘘,在延安硬树刘;二是林对毛的吹嘘。

“千万不要让读者、党史界有一个印象:何方、程中原、萧扬等亦在‘造神’,造一个‘谦逊之神’。以此,我们可以意到而言有所不到,不宜言满而意尚不够清晰,有待解释,这就后者不如前者了。

“实质问题我们要谈清楚,表达方式则宁可赞而不够,有所保留,不可令人感到赞而浮夸。”

(六)2012年11月24日和12月16日两次来信,谈他收看北京电视科技台播放金一南少将专题后的感想,他说专题题目似应叫“长征”。现把两信抄录如下,并附我的回信:

12月16日信:

“我是从湘江大败以后听起的。若干要点转介于下。1, 大转移事只白崇禧一人全估计到,时间也很准:在1934年秋冬之间秋收以后。蒋未怎么重视。2,红军被逼走的路线,唯蒋手下一参议之类的杨永泰一人提到, 要在改线设防。蒋说是否石达开老路,未予重视。3,特别挖苦了博古。说李德只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刚毕业生。去苏区原因似不明。博古利用之。从此,即由博古、 李德二人决定一切。4,对张闻天,比前尊重很有限。不过是称为‘总书记’。 对杨尚昆、林彪,渡金沙江前甚重视,以后即未提及。(当然这也是歪曲历史),在人物中特重提彭德怀;于周,也不怎么重视。5、‘四渡赤水’,略提及,未予 夸张,视为军事上的应急行动,不再讲过去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若干年前,同台,有一上校专讲‘四渡赤水’几否定了原来的神话。)6,根本未提及叶剑 英发现密电一字。7、对陈昌浩平反似极大。仍是暗示,多数观众恐怕看不出来。一是徐(向前)陈北上后,一次用电话来表现:陈对对方说‘不打,不打!’;不久又一次陈仍回答说‘不打’,一二秒钟后,又补充一句‘组织服从!’显系对徐说话,最后拿出司令员要服从政委的金牌来压服徐向前。可见以前对陈昌浩全是污蔑的。你接触过陈昌浩没有?他1938 年下学期,时刚逃出宁夏、辗转回延安几个月,竟然教我们近代西方革命史,从文艺复兴讲起,不知他的学问从哪里得到?何时得来?其口才之绝佳,胜王明、博古 十倍。8、最后两次,先是评蒋方人才,谓手下武人、习惯名次,依资历为何应钦、顾祝同、刘峙、陈诚……等。但以陈诚为有真本事。造成江西红区最大损失的, 也是陈诚。陈诚能与士卒共甘苦,行军时,有马不骑,有轿不坐,有美食不吃,后在台湾和平土改成功,是蒋方一人物。

“看来,讲演者是把西安事变及西路军有意回避了,或被迫不能讲,一讲,毛又要减分了。

“这个讲演已半跳出个人崇拜,因将要点呈上一阅。”

11月24日信:

“近若干日北京科技台九时后在播金一南少将的长征全史。前两集我没有看到。我看到的,是从准备离境开始。集中批评的李德、博古。对周(恩来)是保护,对毛(泽东)还是传统的盛赞,对张(闻天)批评的轻。赞美有一些,但用词轻微。过金沙江后,即未提及林(彪)。最突出的是赞美刘伯承。对刘少奇、邓小平似未怎么提起。

“前日晚,于飞夺泸定桥胜利后,离主题大讲了一段,对江西路彭(德怀)、杨尚昆,江东刘伯承、聂荣臻大赞了一番,未及林彪一字(恐不大对)。此外,我特别注意到两事:

“一,对‘四渡赤水’问题未怎么讲,更未大吹。

“二,为陈昌浩彻底平了反,而且客观上大加歌颂。谓徐(向前)、陈同一方面军在一起,接张国焘令,武力解决,消灭毛部。徐可能已多次电话陈昌浩,这次画面上强调的是陈接电话,回答徐,是 ‘不能打’。对方可能还有怀疑,陈作色,只两个字:‘不打!’略过一二秒又十分严重(肃?)的补两句:‘不能打,组织服从!’(政委最后决定权) 如此,则陈昌浩才是个大伟人,临乱镇静,不准内耗。与过去相传的,是百分之百的相反。此事我最感动。陈是我在马(列学)院的老师,讲西方近代革命史。竟敢从英国、荷兰讲起,其口才哪里是王明、博古赶的上的?”

   

我的回信:

“彦修同志:

“我 实在佩服你老兄越老越精神,不但看书作文,还旁及各种杂务,竟看到金一南来了。而我乍一看到金一南的名字,还以为是参加东北抗联的朝鲜人呢。至于陈昌浩同 志,确实是个人才。他的惨死于文革中,固然有毛的帮派主义影响,但个人也有失误。河西失败后,四方面军被围困的几个领导人各自逃生。总指挥徐向前只身潜走 延安,政委陈昌浩逃回湖北老家,同旧式婚姻的妻子同居生子,居家近年才去陕北找到中央,经批斗后安排在马列学院教书,建国后任编译局长。他的妻子是方面军 政治部主任张琴秋,被马回子俘虏,西安事变后经周恩来交涉要回,解放后任纺织部副部长,也惨死于文革中。

来 信提到长征中一些情况,实属平常。一,四渡赤水,是毛自己吹起来的。后经萧华的长征颂歌,才在历史舆论中大大出了名。其实,在此之前记述长征的著作中,对 四渡赤水并未大吹,而且其中一次还是打了败仗的。二, 长征主要是军事行动,所以作为文职人员的刘少奇,虽然当选六届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军内职务却在杨尚昆领导之下。杨为方面军政委,刘只是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三,林彪虽任一方面军总指挥,但是在中央军委(先为周毛,到川北后改毛周)直接领导下,所以就显不出林彪来。四,所闻叶剑英密电事,史学界多持怀疑态度。 两边译电员在世时均称不知此事。但毛坚持有,谁也不敢否认,而毛和叶的说法又不一致,所以就一直成为历史疑案。一些专家私下谈,按情况分析,此电不可能 有,毛说的历史假话也实在不少。五,刘伯承的确值得赞美。我认为他是十大元帅中第一人,不但会打仗(也许稍逊于林、彭),而且品德绝对第一,超过朱老总。 在全军上下极有威信。一九五九年,毛强令他在军委扩大会上做检讨时,他已几近失明,连稿子都看不清,出席的近千将军无不为之动容,我就听到抽泣声(我因参 加张闻天“反党”,获得与会资格),从此刘帅也就从政坛上消失,直到去世。写到这里,发现新年临近,即祝

新年健康,精神愉快!

                                                         何方顿首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三,谈知识分子和胡乔木:

(一)彦修同志读《党史笔记》中《普遍整风与知识分子》一章后于2002年8月31日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谈“抗日初期进入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大小知识分子问题”:

“建 议对此历史事件大加议论歌颂一番。这是中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中共党史上异常光辉的一页,也是对历史上中共烈士们抛洒鲜血的一种回报。以我本人而论,我并 不知道多少红军奋斗的情况,是无数烈士的鲜血推动我走向延安的,包括我所知瞿秋白牺牲的大略经过及其遗作‘多余的话’。当时只是对他诗句的末句‘黄昏已近 夕阳红’感到不解。

“事实上,应该承认1938 年前后这批人,包括我们二人这种小知青,都是那个伟大时代最先进的中国人和知识分子。这些人都是社会和学校的大小知识海洋中浮在表面上的那层油花,即真正 的社会精英。这个现象,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这么一次,所以值得大书特书。南宋、南明出现过一批知识分子南渡,当然也值得赞美,但他们是避难,而不是 北上拒敌,所以它的历史光辉就小多了。1939年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时,高潮已过,该来的已经来了,再来便只能是零星的了。由于37-38年 这么多大小知识分子完全自动涌向延安,才使党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党。这批人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瞒着父母走的,可谓孝于国,孝于党,而不孝于父母。我也至 今提到母亲即要流泪,哽咽难语。一个人对母亲不孝,能说不终身痛苦?正由于其成员来自各阶层,而很少是工农,因此,就大大影响到中国中上阶层很多人改变了 对中共的看法。‘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之谣,不辟自破;共产党、红军究竟是‘匪’还是全国人民的灯塔的问题,在全国豁然而解。

“必 须明确辨明,几万知识分子到延安,是去了一大批财宝,而不是去了一大批负担、一大批‘伪装’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整风开始后,对这个问题的说法便似乎往往有 些颠倒了。先说是‘半条心’,即投机;后说是‘两条心’,即特务。此项估计,相当时期内已经成为基本估计,可谓差之千里,谬之无限万里矣!”

“‘三八式’问题。此段我认为很好,但觉得还不够些。我不但与你同感,而且认为这是党的一个重大的不幸。你这段文章的意见,我多次与人谈过。党始终掌握在1921-25 年的第一代中,至多加上几个苏维埃前期,即1927-30年的一些前辈手中,而且都是终身制。但中共涌现的人才,最多、自觉性最强(有些人从南洋、欧美跑 回来)、最有生气的是‘一二·九’至‘三八式’前后这段中。可是这一段中的人物,竟始终没有一个人在党、政、军的中央以及省部决策层中起过作用,终其一生 始终在‘低干’、中干”中度过,真正可称为‘高干’者也无。我曾一一算过,一二·九至三八式前后(两代紧接,时常合而计之),任职最高者之中不过蒋南翔、 黄华二人,教育部长与外交部长而已,又都是很后来的事。这与操持国政,在中央党政军决策毫无关系。此外,有一个姚依林,晚年入了常委,仅为对付经济危局, 但更似彭真、陈云的代表,起安慰赛作用,难说已算进入决策核心。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看看,不行了,于是人皆可以上凌烟阁,入军机处。这是中国也是党 的一个大悲剧,断层了三十年、四十年(从1956年八大算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才不继、优良传统断裂、腐败与坏人用事、拣到篮子就是菜等一系列难治之症 的种因。像地质史上玄古纪、太古纪之后,一下就跳到了白垩纪,中间的都没有了。类似现象,蒋似乎也多少有过,即在军事上,他始终是以何应钦、陈诚、顾祝 同、刘峙等一批保定系出来的老人作方面总司令,而不敢大用较有能力的孙立人、黄维这些人。(上面关于蒋的说法可能错误,因为他只给何应钦、陈诚等人以高 位,带兵实权还是掌握在他的黄埔学生中。)

“从 ‘一二·九’到‘三八式’的人物中,在中共史上根本未能成为举足轻重的一代,这不仅是中共的一个大悲剧,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大不幸。在中国有一个相 反的比较成功的经验,这就是自然科学、文史界以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为代表的若干大学,自二十年代起,经三十、四十年代,整整三十年间,出了好几代大学 者,以至解放后还是靠这几代学者在为新中国撑门面。文革初毛骂的‘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正好说明那里济济多士,所以遭痛骂。到图书馆一看,今年仍站 得住有参考价值的仍是二、三、四十年代的书及这时代人的著作。此专指史方面。而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人,由于不断改造思想,不断地挨整,不断地当牛鬼蛇神及 专政对象等,使得这些人很多也中途凋谢了,甚至非正常地死亡了。故此就没有使解放后留下的老专家们培养出多少大名家来,尤其在文史方面,几乎有一刀两断的 现象。

“我 想,如果‘一二·九’、‘三八式’真当权了,也跑不出马恩列斯一套。因为党的模式已由斯大林定型化。最高决策人是终身制便什么大改革都不可能了。世界各国 共产党要打破黄炎培说的那个周期律,首先必须严格执行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何人一生只能任两届。不然,哪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终身制?又有哪个终身制 不把事情完全弄糟,或把一些极重要的事情弄糟的?‘三八式’即使有一些人参与了决策,但于长期大局恐也无大补,盖斯大林党已成型,各党均不能不照搬。‘三 八式’当权,原则上也不会例外,只是反右派、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类问题,或不至于如此严重。不过历史难作推测,那时,中共党史或又 将成为第二部《联共党史》即党内屠杀史也说不定。个人终身制贤明如胡(志明)伯伯,唯未乱杀人而已,他也无大政绩;地球那面(指古巴)那个终身制似也未大乱杀同党,但天天开十万人、百万人大会,不亦世界史上之怪迹乎?”

“ ‘知识分子没几个人敢起来争鸣’。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敢争鸣。多少可以算‘争鸣’的,我以为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梁漱溟,争鸣的问题确很大,很重 要,梁的意见也是对的。即我们实际上比斯大林下手更辣、更彻底地把农村当作殖民地来掠夺,来发展重工业。梁讲的‘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不大好听,但呼吁 是正确的,是有远见的。后来的事情越来越证明他意见的重要。另外半个是胡风。胡三十万言书我至今未看过,但他反对庸俗社会学(即庸俗的阶级分析论)、反对 五把刀子的提法,原则上是对的。其实他就是反对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片面歌颂、图解政策、演绎口号、歪曲真相等。胡的语言是怪一些,名词也特别一些。他的 要改造人们‘精神奴役的创伤’,其实即鲁迅的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怪里怪气的提法。字眼怪些,但意思是深刻的,怎么是反革命?如看其实质,胡即反对文艺上的教 条主义、公式主义、片面歌颂主义等。至于马寅初,提出一极正确但又是常识性之建议耳,谈不到争鸣。不听他的话,便是坚持教条,不顾中国的实际需要。我的意 思是实际上并没什么人敢起来争鸣。以陈独秀问题论,‘日特’问题,有谁同意?但谁敢争鸣(康生自己也不会相信,跟着说,迫于向斯大林交账耳)。西路军问 题,连徐向前也不敢起来说明史实。‘外蒙’问题,毛本人可以同斯大林争,但陈嘉庚一到解放区就提出这个问题,则说他是‘反苏’。我1949年夏即得知此说。”

(二)2004年5月26日来信:

“(延安)哪 一个天天吃小米饭的青年想过要改吃白面、大米,那里根本不生产这些东西,谁个去做这种可笑的所谓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梦?王实味的话是有些愤激,其实并没 有哪个青年起来、关心过、反对过什么衣分几色、食分几等之类的事情。照上面那类‘绝对平均主义的’怪论,那么,拼着性命到延安去的,倒不是全国青年中最先 进的部分,而是全国青年中最落后的部分了,简直令人笑掉牙齿。现在某些写党史的先生们,请问:你们这不是对中国当时最先进的那部分革命青年,对中国共产党 这段时期的历史最大的污蔑是什么呢?你们把当时全国最革命的这部分革命青年,写成落后不堪的分子,这不是污蔑是什么呢?其实在延安的青年生活已较优越了, 在前方的同志们更苦得多。”

(三)读我所写《时代问题十讲》一文(里面谈到共和国成立后无大师)后于2005年12月23日来信:

“老 舍,有‘茶馆’,请考虑。希腊之绘画,或可以他事代之,如哲学、历史、悲剧等。若论中国作家之无作品,巴金倒是一个很适合的人,他无小说创作,雄踞高座五 十余年,而上级以之为傀儡,大约也正在于他没有作品。有作品即成右派。离开反封建,离开争民主、要自由,巴金即写不出东西,至多批判现实主义。若按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写,他肯定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此为欧阳山、丁玲、周立波诸老所坚持者,写出来便无人看也。延安《解放日报》登过一文,《报纸 是教科书》(听说是陆定一写的)其实,小说又何尝不是。胡乔木这人是二重人格:他要维护与推广的,其实是他内心反对的,因为此人究竟是有水平的。进城前, 中宣部在东西柏坡时,只有几个散兵游勇,听由陆定一、胡乔木二公分派一点临时小任务。那时,胡乔木有一次偶然对我说过一言半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同 欧阳山的《南区合作社》均是赶任务的东西。言下之意,视若敝屐。但他在公开场合,又必须是政治标准第一。那时他这种一言半句的私房话,似乎只对他手下的两 个听话工具田家英、曾彦修二人说过一句半句。据我观察,在延安时他可能不一定会对别人讲过私房话。对吴冷西,可能会讲一句半句国际形势的私房话,因为乔木 知道世界大战是怎么回事。但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呢?他若不如此,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他躲得过延安那一劫吗?有才又有见解,能存在吗?我辈之能活下来,在 那时其实是才识俱无的。阁下可能好一点,我那时就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从未考虑过斯大林有何不对。唯第二次大战爆发前后有点不成熟的疑问:怎么没见到苏德准 备战争的号召呢?请你去看看毛泽东在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及二战爆发后的奇文,他比斯大林走得远得多,说世界革命的胜利保证,也是由苏德协定定下来的。这是一 篇极其可耻的文章,不知斯大林看了这篇东西没有?若看了,他不一定看得起毛。毛之承斯鼻息,甚于王明十百倍,已到了不顾廉耻的地步,王明何时做过此种媚 态?!”

(四)2004年7月13日来信:

“胡乔木、邓力群二人就是在1982年十二大后取得紧握党中央宣传最高控制权力的最严厉和最严密的司令官。从来都是内行整内行最为厉害可怕。”

(五)读《党史笔记》中谈党史编纂学一章后来信:

“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对于自己被某个人君格外施恩选拔重用过,即所谓人主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这其实也是一种不坚持人民本位到底的立场,这叫‘曾经圣人手,字字变黄金’,并不是那么正确的。”

“胡甚追求(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均酸气十足,文理不通,不是味道。总像些高中生或大一学生替他拼凑似的。而且文气酸腐,语体文不通。什么叫‘权为民所用’?狗屁!比清末新政说还酸腐。这种权是神授的!”

 “胡乔木、毛思想一致问题。我觉得胡受到的教育,使他不大可能同毛思想一致。胡究竟是个书生,本来深受民主与自由主义影响。田 家英和我二人在其领导下编语文教科书一年,深知胡极佩服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等。胡因是秉笔太监,再加上毛拔胡于诸文人之首,胡‘于是感激,遂许先帝以 驰驱’。我看胡根本上是个二重人格与利害问题。他自己已上了神坛,下不来了。(软骨头是本质)”

“胡陆(定一)关系问题:据于光远较详地告知我,进城后一直是胡领导陆。于云,有一次陆不在场,胡对几个人说,‘可叫陆当北大校长去’,即公开表示胡可分配陆的工作了。此项权力,当然来自毛处。”

“拿日丹诺夫与胡乔木作比较,难说得很。日公一直抓一市一区的全面工作,他还在军事委员会中代表斯大林、党中央…… 在文化思想理论中,则其位远在少奇之上。《莫洛托夫访谈录》也盛赞日氏自学努力,学问好。但:日公的文化基础知识比胡似差得远。从日的著作看,他的知识面 比胡也差得远。日确有一样是内行,即音乐与音乐史。这是他的强项,所以做了两次报告。他骂文艺界名人时,就成泼妇骂街,有失体统了。”

(六)2014年7月30日来信,附有《环球时报》同日第14版王海运《中国对“颜色革命”的警惕性不足》文的复印件,说此文“是泛指的,事实上等于宣布一切知识分子都是反革命,比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左的多。”

 

四,谈延安生活

(一)2004年5月9日来信:

“延 安各大小单位、学校等,原来都是在大路边或大路边很近的山上窑洞中的,除了毛在杨家岭等各处住地筑有小围墙,边区保安处的监狱筑有大围墙,康生的肃反情报 部门设在枣园里面的深山沟里外,其余一切机关,都并无围墙,原则上是开放式的,而且都在大路边。例如,原中央书记处所在的蓝家坪住址,就在通往榆林的主要 公路的西侧矮山坡上,是无任何屏障的。党中央机关比较集中的杨家岭,沟口也在大路旁,并无任何屏障。可是自1943 春初起,即在康生《抢救失脚(足)者》报告之前四五个月起,土地还在半冻结时,各大小机关、单位、学校,即无例外地开始大建土围墙了,施工费了几个月,有 个别人还开玩笑说,这真叫“圈地运动”(这四字似来自《资本论》)。这种施工,长达几个月,不管围墙有几百米长,都要修建。从此,到撤出延安为止,各机 关、学校均只有一个警卫严格的大门了,彼此之间的来往就完全停止了。延安各机关、学校之间已停止任何交往,往来的只有机要交通员, 延安成了一座沉寂的城了。此种状况,竟被保持到延安撤退,即1947年的春天,均无改变。”

(二)2004年5月26日来信:

“1941年起,就大种鸦片……1942年春,我随张闻天到晋西北,即在农家见到家家户户大量积存去年存下的鸦片秸秆与籽壳,几乎家家都有。究竟是何年开始种,我弄不清,会不会是1940年?”

“整风运动形成一个单位内部小组之间不能自由往来,个人之间更不能自由来往,而且人与人之间往往还有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还成什么体统?延安有几年几乎就是一个死城,但是从来没有饿过饭。”

(三)2004年7月13日来信:

“延 安整风,名义上打垮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早已溃不成军的所谓教条主义宗派。实际上彻底打垮了周恩来为最高代表的全党的老干部‘派’。同时,建立了一个以前多 少有点影子的刘少奇派。这派是毛制造成的,用以打倒以上二派。这派看来是以刘为首,彭真为副,薄一波为再副。整风以后,无人不在被整之列与是否再用之列, 唯独刘、彭二人是在毛手下专门整人的人(林彪休息读书,成了隐士)。唯有任弼时在此时期特别,任也是专门整人的人,好像是毛树起来的。毛之树他,看来是要 调整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而硬行扶植起来。任一直不是拥毛铁杆分子,树此人看来是为了打通共产国际这道门了。”

(四)2013年11月22日致萧扬(抄送我)的信:

 “杨松,湖南人,可能是与王明、康生、陈云同机返延的,住在中宣部,同张闻天在一起,时在1937年12月。1938年5月马 列学院开办,我从延公‘考’(其实是‘调’)进马列学院的。第一学期两个骨干教师就是吴亮平与杨松。杨松讲中国近代革命史,约四五个月〔据张闻天蓝本 (按:张闻天本其实也有蓝本,即1936年上海光明书局的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始终未涉及东北抗日军一字。杨颇有口才,也有些学问。1941年5 月即调去筹办《解放日报》并任第一届总编。其时我们这些青年颇莫名其妙,因才堪此任者尚大有人在,为何落入此人手中(一个长期在苏联的人),颇为不解。 杨,湖南人,是否前与毛早相熟。大概1942年春杨即因肺结核病故。这时正是毛在延内部集中权力的时候,取消延安一切报刊,改办一家解放日报,张闻天旋即 在内部解除总书记。因此,杨松在此时一人高升,令人不解(这个新职务,非毛最相信的人不可)。”

(五)曾2013年11月27日复萧扬(抄送我)信,谈对东北沈阳一研究人员来文的意见:

“敌占东北后,东北抗日军队事似由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在管。1938年已回延安的杨xx(已忘其名),似即常住东北境外的苏联,领导此项事业。

“1938年上半年,他住在中宣部,给我们讲中国近代革命史一课,还不错。《解放》杂志38 或39年有他一篇《悼王德林将军》,王即抗联第x军军长。

“据 知,我义勇军前两三年路线完全错误,采取土地革命政策,将地方绅士及商人等赶入敌营,一致对我。我方已完全无法立足。后与苏方交涉,得苏方协助,兵员可全 撤苏境,另编为三个团或四个团,其中团长之一即金日成(但以中国军队名义)。另,冯仲云也是团长之一(解放后不久调京,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据传云,在全国抗日战争开始时,事实上东北已无打抗日招牌的义勇军了。此前,号称两个军长的谢文东、李华堂均已降日了。赵尚志被自己的军队诱杀了。总之,内部真相,似至今无一可靠材料。”

 

五,谈苏联和国际问题

(一)读了我纪念李一氓文后200 1 年3月28日来信:

“三个世界之说,我倒素以为胡说,无非欲照此‘改造’世界而已。欲联合英法德共同反对美苏,可与人民公社、大跃进妄图媲美。其主观主义程度,已完全不能理解。秀才如乔冠华等自可依诏起草胡言乱语。时小平公刚二次复起,自然只能照本宣科。”

(二)读《党史笔记》关于个人崇拜一章后2004年3 月30 日来信:

“斯 大林说过,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这不相当明确么?斯似在毛上山前就这么提了,他的功劳也不能埋没。其实,各国国情无相同者,武装革命除中国外 对他国均不适合。越南、朝鲜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印度也全不适合。印度国情更是大异特异,宗教、文化、传统、民族与部落、种姓、印度根本搞不起统一运动来。 尼泊尔、秘鲁、哥伦比亚,……武装分子形同土匪,何能成事,‘毛思(毛泽东思想)’也不管用。毛思 在非洲也无用。在阿拉伯区谈不到。黑人区部族纷争第一,还有伊斯兰国,革什么命?”

 “苏联从1934年12月或1935年初之前才开始的大屠杀,开始一年还并未那么大张旗鼓。真正大张旗鼓地、公开地大杀共产党 员,是1936年杀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才开始并大宣传的。而在中国土地革命区域内,大杀根本并无其事的所谓‘AB团’,则发生在1930年。这是比斯大 林大杀内部党员干部还早五六年。这决不能说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这绝对是中国的创造,与苏联毫无关系。苏联斯大林那时也在不断大杀人,但杀的多是十月革 命后留下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还没有轮到大杀党内干部。”

(三)读我所写谈战后国际形势的文章后于2010年2月初四来信并附我的回信:

“最 大的收获是,中国是参加冷战最重要的一方之一:先苏后美。砝码始终放在人家的天秤上。毛在国内叱咤咽鸣,在世界则推掉四大国不为,而以作一方的大砝码而为 之。究属何故,虽费了解,但也非全然费解:两大之间,俨然老三。冷战投机,藉以自重。读尊著,第一次明确了悟:中国是冷战最热烈的参加者、制造者,而且希 望它持久下去,永远保持超紧张状态,——随之而来的当然是永远的‘文革’状态。毛至死未考虑过‘文革’状态有结束之日,而是永远地“文革”下去。毛要对国 家民族负责,他就不应该至死也不形成新的领袖小集团,他指定以华国锋为傀儡,领导小圈子仍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如此,毛怎么对(得起)民族?对得起自己 的毛氏祖宗。

“战 后冷战形成,是否是一个过程。我觉得,恐怕是要以情报局成立正式开其端,事实上这些国家当时还是苏占区,各国政府,共产党,虚名耳。而各党的一些领导人, 大体上是长期在莫斯科住着的人。这个情报局会议,就是正式把这些国家固定为一个集团,今后一切都必须听苏联指挥。铁托想保持点独立,对不起:你就是间谍匪 帮!中国在建国前即通过各种方法表示输诚。(刘少奇是去请示的,他似乎是“贵宾”,但更是“跪宾”。回来后在沈阳的领导会还是干部会上讲:中苏干部间发生 争执,中方错的——三扁担;中方对的——扁担三。这是我在广东从南下干部中听来的。广东干部99.9%是从东北南下的,像我这样从北京出发的,我只知道两人——包括我。)(刘少奇表态长文: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是陈伯达写的,田家英、史敬棠是助手。)

“中国全境解放,斯大林初时恐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惧的就是怕在东方出现了个大铁托。苏联最盼望的,我以为与美一样,就是南北朝。这样,南是美蒋,北是苏中。中国就非全靠苏不能过日子——那时中国就完全是斯大林的一个附属国了。

“欧 洲方面自成立煤钢联营后,统一欧洲之类的活动有两三年似乎是法国在主导的。直到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订立。我觉得,似乎情报局成立,至北大西洋公约成 立,冷战局面便正式形成了。这时,实际上中国已即将全部解放,我们大家均在注意国内问题,对此一时期的世界政治局势,几乎丢在脑后。苏方在原子弹未造出 前,也不敢大动。宣布原子弹已造出,似在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略后。所以,我很同意你文章的主要分析,但是否可再明确一些,即:冷战正式形成于情报局与北大西 洋公约签订这一过程中。朝战似乎是形成后的第一次比试——它本身当然是冷战局面中的一部分。”

(四)2010年2月17日来信续上封来信所谈:

“你 这长文重要,主要是因为无人将战后实际情况简要讲清楚过。主要原因是被毛泽东弄的使人莫名其妙了。一会儿是四海翻腾,一会儿又是只争朝夕,美帝长期是纸老 虎,可一会儿又要请纸老虎保护;一会儿是早早地就自动宣布对苏联“一边倒”,一会儿又是天天叫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后来胡乱在地图上画了‘三个世界’——这 是最不能令人理解的:世界各国的态度哪里是你说的那个样子嘛?按该说法,南朝鲜、以色列均属于‘第三世界’。那时我们均在劳改中,总觉得这像大豆专业户一 样,要大致按大中小分开,好卖钱。他那划分,可说毫无根据,形同儿戏,还要在联合国大会大讲特讲。以乔冠华之知识,他能不知道他在胡说八道么,但他也不得 不讲。总之,在中国,毛如说地球是方的,也就可以出现一篇大论文证明此点。”

 

我的回信:

“彦修同志:

“连得二信,喜出望外。前一阵知你忙于著述,因此未敢多加干扰,耽误不少请教机会。现在大作告成,赞声不绝。一些人向我打听你的地址电话,我 都据实以告。我觉得你也是“十年辛苦不寻常”,应当饮誉而安,所以不怕给你增添麻烦了。大作确实反映极好。由于你历来过分谦虚,不事张扬,使得一些学者看 书后如获至宝,发现原来埋没了一位博古通今的大家,纷纷计划继续淘宝。我意以为你先休整一阵,然后出马,使你的宝藏供之于社会,以尽公共知识分子之责。因 此,凡有采访者,察其水平(太差的要婉拒,否则不胜其烦,且无效果),决定取舍。凡真有较高学术水平者,可选择少数几位,与其畅谈。随谈随整理,看到底行 不行,再最后定。这一想法,供你参考。

“我以为在你的宝藏中,最有价值者有三。一是身列少保之职,前后经历。现从各方材料证实,毛确有变党天下为家天下之考虑,如东邻做法(不但 金,蒋也如此)。原定对象为岸英,所以全面培养。一回来就让他向吴满有学习,中跟康生学政治,后跟彭老总学军事(可惜失事)。岸青不可能。最后只好交给极 不理想的江青(按陈云说法,起码不会挖祖坟。毛后来极重视身后评价,所以对邓小平极不放心),并火箭式地提拔毛远新。故有关计划传岸英的材料极有价值。而 且独此一家。

“二自然是康生,无须多赘。

“三是乔木。从延安中宣部(又独此一家)到后来告状,以及对此公的观察了解,都值得提供给后人。

“关于我写的那篇建国前后的国际形势,本来是向你请教的。将来真正用时还得重写。你的意见,我都同意。至于冷战从情报局成立算起,可能我未说 清。冷战的起点恐怕也有个过程。你说从情报局到北约组成,确有道理。既是美苏军事对峙的冷战,必得双方结成军事集团。情报局实际上只是苏联控制东欧和法意 两党的党际机构,算不得军事集团,而且还离心离德,都不愿把机关设在本国。日丹诺夫报告中提的形成对立的两个阵营,也是头一天斯大林所加,证明并非深思熟 虑的结果。另从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发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看,他仍坚持国际主要矛盾并非以美苏为首的东西矛盾,而是美欧之间的矛盾。他同意金日成南 进,也是基于这一认识。即设想美国不致干预。后来提出金日成到沈阳设流亡政府,也是怕和美国迎头相撞。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情报局的成立。说明苏东还未形成 阵营(一旦阵营巩固,也就解散了)。所以在情报局成立前后,东西双方还都处于笼络和团结内部的阶段。正像毛说的,反苏反共是个幌子,目的在于控制盟国。因 此这时还不能一下就把主要矛头针对对方。据此看来,你讲有个过程,我看很对。

“明天《炎黄春秋》开会,或许可以见面。但彼时肯定人多,没机会多谈,所以先匆草此信,作为答谢。

“希望你注意身体,勿过劳累。也祝愿你精神愉快,身体健康!

                                         何方顿首

                                         二○一○年二月廿五日”

 

六,其他

彦修同志2014年9月9日给我的信,看来应是一封给别人复信的误寄。其中谈到他对当年广东一些人和事的看法:

“陶(铸)、赵(紫阳)去粤,实为夺叶(剑英)、方(方)、古(大存)等之权,等于接管。其时赵极左,又坚持没收华侨住宅,扎根串连老一套,我对之十分失望。孰知他最后来了个大跃进,可喜 可贺。当时杜润生也来粤报告,左而烦琐,死抱着刘少奇、邓子恢那套又左又烦琐的农村土改政策,全力攻击叶、方。杜后来也大变了,可喜可贺。来源均在邓子 恢,邓又来于刘少奇。照刘的那套搞下来,农村也要搞光。毛是快速消灭法,刘是慢速消灭法,结果差不多。自农村打出来,结果是把农村搞光为止。

“杜、赵均大进步,但毛、刘均是高高在上,无进步,反倒退。毛是大胆消灭,刘是慢慢破坏。刘有所觉悟,毛则越冲越猛,终至‘地、富、反、坏’,农村又无好人,又以二流子为主力军了,回到1926年的观点:赞美革命先锋要到小姐的象牙床上摇几摇,终身不改这些观点。‘炎黄’九月号84页李维民文值得一看,反证毛指定的接班人中有侍女一说。”

 

(2015年6月9日)

冯翔::一幅画背后的历史

May 14, 2017

2017-04-27 南方周末  三昧花无相

1976年,上海画家陈逸飞、魏景山合作了著名历史画《占领总统府》:一群英武的战士,荷枪实弹冲上伤痕累累的南京国民党“总统府”顶楼,升起一面红旗。背景是笼罩在浓烟战火中的城市。

 

 

和陈逸飞、魏景山合作的历史画《占领总统府》不同,李斌画中的“占领总统府”,背景一片祥和。他看过一些党史研究文章,主要结论是,南京城不是打下来的 

 

2010年,上海画家李斌重构了这个已成经典的画面:升旗的战士成为背景。一位身着白色旗袍的女性,与一位解放军指挥官握着手,站在总统府顶楼的最前端。他们身后,是一大群穿着、神态各异的人。有西装革履,有长衫礼帽,有解放军制服,有国民党陆海空军制服……景深处一片祥和,南京城晴空万里。

这幅油画的名字就叫《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

 

  • 强攻计划取消

 

这幅画起源于李斌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党史研究文章,主要结论是,南京城不是打下来的。

 

 

身着白色旗袍的女性,是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1946年,她是中共派到南京的第九任最高领导人,前八任大多牺牲了。

 

 

1949年4月23日上午,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面临解放军全面包围,决定弃城而走。攻打南京的解放军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制定了全面炮轰南京的强攻计划。由于南京地下党的及时联系,强攻计划取消,没有出现《占领总统府》中浓烟战火的惨烈局面。

 

 

陈修良发动2000名地下党员、2000名南京警察与近万名群众配合,解放军几个小时便渡过长江,顺利接管南京。 

 

 

国民党撤退前曾计划炸掉南京老江口的火车轮渡,被地下党用机枪扫射制止。火车轮渡一次便能运送一个团的部队,刘伯承、邓小平都是坐着轮渡过江的。接管政权的过程中,南京电力、自来水未停,公共交通正常,报纸按时出版。

 

 

画面里和陈修良握手的是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渠。旁边的几位解放军高级指挥官,包括一张圆胖脸的第三十五军军长吴化文。这位将领曾倒向多种势力;最后一次是1947年宣布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首先进入南京城的,正是这支部队。

 

 

陈修良左下方是她领导的几位地下党高层,其中包括她的小叔子史永——策反部部长。右边是起义的B24轰炸机飞行员俞渤、“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首都警卫师师长王晏清等国民党军官。

 

 

最左上角,戴眼镜着长衫、表情平和的方脸中年人,是国民党末任最高检察长,被称为“世界五十位最杰出法学家之一”的杨兆龙。陈修良通过他取得国民党司法部长张知本、代总统李宗仁的同意,释放了全国被国民党关押的一万多名共产党员、政治犯,有些是已经判处死刑的。

 

 

为了寻找这些历史人物1949年前后的照片,李斌花了好大力气。他甚至和这些历史人物的后代成了朋友。画作展出时,不少历史人物的后代来看画,他们很满意,但也有人提出质疑:怎么能把吴化文画得那么正面?

 

“吴化文的儿子对我说:他爸当年带兵投降日本人,是国民党秘密安排的。”李斌无奈地回忆,“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就搞不清了。”

 

 

“南京实为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重大作用。”陈士渠、宋任穷等人在回忆录中,都肯定了这一事实。

 

 

南京解放后,陈修良和她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却被全面“边缘化”。陈修良由市委书记降为市委组织部长,不到一年就离开南京。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少人命运悲惨。研究陈修良多年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宝林写道:“文革”时,有人提出一个流毒极深的论调:“凡地下党员如果没有成为烈士,活下来的就一定是叛徒或潜伏下来的特务。”

 

 

1958年,陈修良在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的职位上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浙江嘉兴农村劳动。她对此是有心理准备的。一年前她的丈夫、浙江省首任省长沙文汉已被定为右派,开除党籍。

 

当年与她产生深厚情谊,为南京和平解放做出贡献的那些人,几乎无一幸免。

 

 

杨兆龙听从妻子和地下党劝说,留在大陆。1952年院系调整,杨兆龙从此再无事业可言。这位通八国语言的法学名家,成了一名俄语教员。

 

 

1957年,他在上海民盟主持的座谈会上,呼吁实行民主和法治。不久成了右派。1963年,杨兆龙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75年才同在押的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一起被特赦。释放后,他发现妻子十年前就已自杀身亡,儿子判刑十年,女婿判刑二十年……不到两年,他突发脑溢血,至死都未能得到平反。

 

 

杨兆龙去世的1979年,陈修良得到平反。她回到上海,才知道杨兆龙的命运。在上海市高等法院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她说:把杨兆龙留在大陆,是我动员的结果。杨对我党立了大功!是我害了杨兆龙和他全家……我欠了他们的债,现在我要还债。

 

 

第二年,杨兆龙被宣布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恢复名誉,发还家产。

 

 

“1983年1月我调到上海社科院去做党委顾问。我已经75岁了,余年做什么我也考虑过,要回忆历史,替人家证明写点东西,后来一直就搞这个事。”这是陈修良晚年,躺在医院病床上口述历史时,留下的录音整理内容。 

 

 

她本人成了“文革”后拨乱反正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年她领导的地下党、她策反的起义将士、她多年来的下属和上级,纷纷要求她写材料为自己证明清白。她当仁不让,仅晚年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回忆文章,就涉及潘汉年、顾准、夏衍、朱枫等数十个历史人物。

 

 

陈修良很早就发现保留一份历史的必要。中央下令发动“文革”的文件、浙江省委批判她和她丈夫的材料、他们在运动中被迫写下的交代和检查、友人之间互通的信件,她都留一份存档。光“文革”期间的报纸和民间小报,她就收集了206份。

 

 

 

星光满天的半夜三更,一个在杭州大学扫地的老太太偷偷爬起来抄墙上的大字报。谁想得到,这个老太太,就是当年的南京地下市委书记?

 

一大批文件在“文革”中被抄走,平反后陈修良坚持不懈地索要,终于要回了大部分。材料总计六千多份,光是分类目录,就出了一本《沙文汉·陈修良自存文档目录》。这本书,李斌也收藏了一本。

 

 

陈修良于1998年去世,享年91岁。去世前她已双目失明,就躺在床上做口述历史,留下了四十盘录音带。陈修良留下的工作,由她的女儿沙尚之继承。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宁波有关部门的帮助下,这六千多份文档全部变成了电子版,目前正在整理,把手写体和扫描件变成打字版本,已经提供给了很多历史学者做研究。两年前,沙尚之为母亲出版了传记《拒绝奴性》。

 

从1920年代的党建工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播,到联合抗日、地下战线、情报工作、大跃进、反右运动、“文革”……这份档案,已经远远超出了陈修良个人经历的范畴

 

 

提到《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沙尚之很满意。她很肯定李斌为画这幅历史画所进行的考证工作。为了画这幅画,李斌还专门到南京的“总统府”去过,禁不住赞叹当年陈逸飞、魏景山两位画家的创造力:顶楼没有多大的空间,根本站不下几个人。

 

 

1949年23日晚至24日晨,母亲陈修良一夜无眠。天一亮,她去找解放军司令部,当时三野八兵团驻扎励志社(今钟山宾馆),她跑进去说要找首长,负责保卫的小战士就是不让她进去,因为陈修良一身旗袍,还烫了头发,这让小战士无法理解。两人相持间,三野政委何克希走了出来,他认识陈修良,一见面两人就大呼,激动地拥抱,旁边战士全部傻了,心想我们首长怎么了,怎么和这样一个女的拥抱。

 

 

确认身份后,三野派车护送陈修良前往寓所,得邻居知真正她的身份后,更是大吃一惊,这位没事总爱搓麻将的“张太太”,竟是共产党的市委书记。

 

很快,中共中央电令重新组建中共南京市委,二野司令员刘伯承为市委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陈修良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她的3年市委书记生涯就此结束,百死一生的“地下”生活也成为记忆。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工作需要,陈修良之前穿旗袍、烫头,还打麻将的生活,曾引起一些非议。此外因为性格刚烈,她看不惯一些战士为首长抢房子,还组织干部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原因,以及进城后失败的教训作了总结,结果再度引发一些人的不满。

 

据《炎黄春秋》杂志刊载,解放后对地下党的政策,曾有一个“新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陈修良以前在策反和情报工作中,曾经强调为了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使战士少流血”,却被说成“言下之意好像地下党很有力量,可以不依靠解放军打进来,就能先解放南京。”(陈修良工作笔记)柯庆施在一次常委会上说:“过去地下党同志有一个口号叫做‘保管好工厂,将来就好当厂长’,那么说,你保护好了总统府,总统就是你当了?”(陈修良《关于南京党的几个问题》,1969年6月4日,手稿)陈修良当场驳斥没有这回事,但高层领导却相信了。后来在南京全体干部4000人大会上,陈修良被当面批评。 

 

 

1957年,陈修良和丈夫沙文汉双双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文革”结束才得以平反,那时她已经72岁高龄。

 

晚年时光,很多当年的手下找她,因为同样的遭遇,希望她能写材料证明自己清白,陈修良全部答应。她还做了口述历史,留下40盘录音带,提供给很多历史学者做研究。

 

 

1998年,这位传奇女性去世,享年91岁。

 

至今,还有很多人怀念她。

 

2010年,上海画家李斌重构著名历史画《占领总统府》,“总统府”顶楼不再伤痕累累,背后的南京城也不是浓烟战火,而是郁郁葱葱,一片祥和。站在顶楼上的,除了解放士兵,还有普通市民,中间则是一位穿着白色旗袍的女子,正和一位解放军指挥官握手。

 

李斌说,女子就是陈修良。这幅画,名为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

 

 


 


附:总统府晴空万里 一幅画背后的历史

       

南方周末记者冯翔

 

1976年,上海画家陈逸飞、魏景山合作了著名历史画《占领总统府》:一群英武的战士,荷枪实弹冲上伤痕累累的南京国民党“总统府”顶楼,升起一面红旗。背景是笼罩在浓烟战火中的城市。

 

2010年,上海画家李斌重构了这个已成经典的画面:升旗的战士成为背景。一位身着白色旗袍的女性,与一位解放军指挥官握着手,站在总统府顶楼的最前端。

 

他们身后,是一大群穿着、神态各异的人。有西装革履,有长衫礼帽,有解放军制服,有国民党陆海空军制服……景深处一片祥和,南京城晴空万里。

 

这幅油画的名字就叫《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

 

强攻计划取消

 

这幅画起源于李斌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党史研究文章,主要结论是,南京城不是打下来的。

 

身着白色旗袍的女性,是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1946年,她是中共派到南京的第九任最高领导人,前八任大多牺牲了。

 

1949年4月23日上午,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面临解放军全面包围,决定弃城而走。攻打南京的解放军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渠制定了全面炮轰南京的强攻计划。由于南京地下党的及时联系,强攻计划取消,没有出现《占领总统府》中浓烟战火的惨烈局面。

 

陈修良发动2000名地下党员、2000名南京警察与近万名群众配合,解放军几个小时便渡过长江,顺利接管南京。国民党撤退前曾计划炸掉南京老江口的火车轮渡,被地下党用机枪扫射制止。火车轮渡一次便能运送一个团的部队,刘伯承、邓小平都是坐着轮渡过江的。接管政权的过程中,南京电力、自来水未停,公共交通正常,报纸按时出版。

 

画面里和陈修良握手的是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渠。旁边的几位解放军高级指挥官,包括一张圆胖脸的第三十五军军长吴化文。这位将领曾倒向多种势力;最后一次是1947年宣布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首先进入南京城的,正是这支部队。

 

陈修良左下方是她领导的几位地下党高层,其中包括她的小叔子史永——策反部部长。右边是起义的B24轰炸机飞行员俞渤、“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首都警卫师师长王晏清等国民党军官。

 

最左上角,戴眼镜着长衫、表情平和的方脸中年人,是国民党末任最高检察长,被称为“世界五十位最杰出法学家之一”的杨兆龙。陈修良通过他取得国民党司法部长张知本、代总统李宗仁的同意,释放了全国被国民党关押的一万多名共产党员、政治犯,有些是已经判处死刑的。

 

为了寻找这些历史人物1949年前后的照片,李斌花了好大力气。他甚至和这些历史人物的后代成了朋友。画作展出时,不少历史人物的后代来看画,他们很满意,但也有人提出质疑:怎么能把吴化文画得那么正面?

 

“吴化文的儿子对我说:他爸当年带兵投降日本人,是国民党秘密安排的。”李斌无奈地回忆,“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就搞不清了。”

 

“南京实为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重大作用。”陈士渠、宋任穷等人在回忆录中,都肯定了这一事实。

 

“我欠了他们的债”

 

南京解放后,陈修良和她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却被全面“边缘化”。陈修良由市委书记降为市委组织部长,不到一年就离开南京。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少人命运悲惨。研究陈修良多年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宝林写道:“文革”时,有人提出一个流毒极深的论调:“凡地下党员如果没有成为烈士,活下来的就一定是叛徒或潜伏下来的特务。”

 

1958年,陈修良在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的职位上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浙江嘉兴农村劳动。她对此是有心理准备的。一年前她的丈夫、浙江省首任省长沙文汉已被定为右派,开除党籍。

 

当年与她产生深厚情谊,为南京和平解放做出贡献的那些人,几乎无一幸免。

 

杨兆龙听从妻子和地下党劝说,留在大陆。1952年院系调整,杨兆龙从此再无事业可言。这位通八国语言的法学名家,成了一名俄语教员。

 

1957年,他在上海民盟主持的座谈会上,呼吁实行民主和法治。不久成了右派。1963年,杨兆龙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75年才同在押的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一起被特赦。释放后,他发现妻子十年前就已自杀身亡,儿子判刑十年,女婿判刑二十年……不到两年,他突发脑溢血,至死都未能得到平反。

 

杨兆龙去世的1979年,陈修良得到平反。她回到上海,才知道杨兆龙的命运。在上海市高等法院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她说:把杨兆龙留在大陆,是我动员的结果。杨对我党立了大功!是我害了杨兆龙和他全家……我欠了他们的债,现在我要还债。

 

第二年,杨兆龙被宣布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恢复名誉,发还家产。

 

李斌画中的女性是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1958年她在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的职位上被定为“极右分子”。 (沙尚之供图)

 

李斌画中的女性是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1958年她在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的职位上被定为“极右分子”。 (沙尚之供图)

 

根本站不下几个人

 

“1983年1月我调到上海社科院去做党委顾问。我已经75岁了,余年做什么我也考虑过,要回忆历史,替人家证明写点东西,后来一直就搞这个事。”这是陈修良晚年,躺在医院病床上口述历史时,留下的录音整理内容。

 

她本人成了“文革”后拨乱反正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年她领导的地下党、她策反的起义将士、她多年来的下属和上级,纷纷要求她写材料为自己证明清白。她当仁不让,仅晚年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回忆文章,就涉及潘汉年、顾准、夏衍、朱枫等数十个历史人物。

 

陈修良很早就发现保留一份历史的必要。中央下令发动“文革”的文件、浙江省委批判她和她丈夫的材料、他们在运动中被迫写下的交代和检查、友人之间互通的信件,她都留一份存档。光“文革”期间的报纸和民间小报,她就收集了206份。

 

星光满天的半夜三更,一个在杭州大学扫地的老太太偷偷爬起来抄墙上的大字报。谁想得到,这个老太太,就是当年的南京地下市委书记?

 

一大批文件在“文革”中被抄走,平反后陈修良坚持不懈地索要,终于要回了大部分。材料总计六千多份,光是分类目录,就出了一本《沙文汉·陈修良自存文档目录》。这本书,李斌也收藏了一本。

 

陈修良于1998年去世,享年91岁。去世前她已双目失明,就躺在床上做口述历史,留下了四十盘录音带。陈修良留下的工作,由她的女儿沙尚之继承。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宁波有关部门的帮助下,这六千多份文档全部变成了电子版,目前正在整理,把手写体和扫描件变成打字版本,已经提供给了很多历史学者做研究。两年前,沙尚之为母亲出版了传记《拒绝奴性》。

 

从1920年代的党建工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播,到联合抗日、地下战线、情报工作、大跃进、反右运动、“文革”……这份档案,已经远远超出了陈修良个人经历的范畴。

 

江雪:洗冤律师伍雷:火山的平静只为更好地爆发

May 14, 2017

火山的平静只为更好地爆发(上)

博谈网2017-05-11 21:14 来源: 端传媒
作者: 江雪

他是众多大陆维权律师中的一员,他正经历的困境也是众多维权律师的典型,但他认为,“我们的抗争还远远不够,付出的代价也远远不够。”

2017年注定是大陆维权律师伍雷(本名李金星)从业十几年来最“轻松”的一段时光。春节期间,他带家人和刚出生不久的小儿子到云南躲雾霾,逛大理古城,在客栈里嗮太阳。度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轻松假期。

只不过,这种“轻松”来得颇为无奈。

2016年12月28日,山东省济南市司法局对伍雷正式作出“停止执业一年”的处罚决定。这意味着,2002年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后转行进入律师行业的伍雷,将再次面临转行。

处罚决定通知是在2016年12月2日发出的。巧合的是,当天,被错判冤杀超过20年的河北青年聂树斌,终得改判无罪,而这宗著名冤案,正是伍雷曾参与、推动,并最终翻案平反的。消息传开后短短数日,大陆近500名律师联合签名,抗议济南方面对伍雷的停业处罚。这也是自2015年大陆当局大规模打击维权律师的??“7·09??”事件以来,中国律师为维护自身权利,再次抱团取暖发声,集体亮相于公众面前。

2015年7月9日起,大陆先后有上百位维权律师被抓捕或约谈。彼时伍雷在安徽开庭,坏消息一个个传来。先后被抓的律师中,诸多是他的朋友,如李和平、王全璋、谢阳等等。如今,这些人或已被判刑,或在关押中。回望当时,伍雷自嘲“离看守所只有1毫米”。

逃过看守所的伍雷没有逃过司法局的处罚。2016年12月21日,济南市司法局召开听证会,给伍雷一个所谓的申辩机会。伍雷在听证会上历数中国刑辩律师的艰辛,忍不住泪洒当庭。

但所谓听证不过是走个过场,伍雷的执业资格被停止,生活还要继续。2017年春节前,伍雷开了家微店“伍雷之友”,开始在网上卖山东老家的辣椒酱等土特产,命名为“倔酱”,同时还卖烟台苹果。也卖书,有钱穆的《国史大纲》,伯尔曼(Harold Berman)的《法律与宗教》,还有一大套“国学经典”。都放在一起,看起来像个杂货铺子。

开店之后,伍雷位于北京的“洗冤办公室”,也一度成了快递发货的临时地点。简陋的墙壁上,“只向真理低头”的条幅依然显眼,那是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大陆法学界泰斗江平先生所写。另一面墙上,挂满了一个个冤案当事人的照片,有已经出狱的念斌、吴昌龙、陈夏影、陈满等,他们能洗冤成功,都和伍雷多年的持续推动不无关系。

比冤案当事人更多的,则是一个个疑案当事人的名字:陈国清、金哲宏……这些人持续喊冤都在10年以上,案件本身疑窦重重。伍雷一直在倾力帮助他们,但还没有结果。

树欲静而风不止。暂时下岗的“无证律师”伍雷,本想“好好休息一下”,为孩子洗洗尿布,弥补自己常年出差不在家的歉疚。但他却发现自己无法平静下来。诸多“喊冤”案卷依然会被送到他眼前,堆积如山的卷宗后面是一个个“冤案”当事人的哭泣发愁,还有“7·09”案里的同行,诸多人命运依旧悬而不决……这一切撕扯着他,让他痛苦。

春节过后,伍雷开始联络律师团,为河北陈国清案再度开始申诉。陈国清等人曾四次被承德中院判处死刑,三次被河北高院发回重审,但至今没有解决。推动此案平反,被伍雷列为2017年“洗冤计划”的重要工作目标。

“这个案子,拖了20多年,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律师手上解决,”他决绝地说。

法律规定,拒绝辩护律师复制光盘。

2014年12月20日,郭飞雄、孙德胜“扰乱公共秩序”一案正式在天河区法院开庭。从上午9时到次日凌晨2时,庭审持续18个小时。伍雷和张磊律师全程为郭飞雄作无罪辩护,并多次指出,这是一起政治迫害案件,“郭飞雄是在用生命捍卫做人的尊严。”

这是伍雷第一次介入政治性的刑事案件辩护。之前他曾设想,“把这个案子做成一个政治辩护的范例。”但他发现,“在法庭质证、发表辩护意见过程中,辩护律师只要发言,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每隔几秒钟就会遭到审判长的粗暴打断、无理指责……辩护人至少被打断发言上千次,辩护人为了争取发言,不得不多次向合议庭抗议。”

但他和张磊律师还是坚持发表了自己的辩护观点。

2015年11月,在历经“延期审理”等各种风波之后,天河区法院对此案宣判。但在宣判开庭之前,法官突然告知律师,将对郭飞雄参与的公民“八城快闪”(指公民在一些城市的公园等地聚集快闪,表达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等诉求)行为,以寻衅滋事罪论处。

法庭的这一行为激怒了伍雷和张磊。他们认为,法庭无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经检察机关指控,为当事人添加罪名,是违法行为。他们当场要求休庭,至少给予辩护人3天的准备时间,以对新增添的罪名进行辩护。

法官对他们的要求不予认可,双方僵持不下,法庭上唇枪舌剑,火药味甚浓。律师不断申请发言,表达抗议。法庭场面激烈。宣判结束时,伍雷对着匆匆离去的法官郑昕大喊三声:??“你必须为历史负责!??”

当庭和法官??“开撕??”的行为很快就有了后果。郭飞雄被重判6年,之后不久,天河区法院向济南司法局去函,称伍雷扰乱法庭秩序,建议给予伍雷停止执业的处罚。

“你们把律师全埋了,法庭就太平了吗?”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撤销聂树斌犯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罪的原审判决,改判聂无罪。此时距离聂树斌在年仅21岁时被冤杀已经过去21年,距离案件真凶王书金出现已11年。也在2016年12月2日,伍雷接到了停业一年的处罚通知书。

早在2011年,聂树斌案尚处于胶着状态。伍雷就在石家庄召开“聂树斌案研讨会”,邀请了包括大陆知名法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等人在内的专家、律师等60多人,会上形成了《关于尽快启动聂树斌再审程序的呼吁书》,推动了舆论对聂案的全方位关注。

聂案平反,伍雷停业,这个鲜明对比让网络舆论对山东方面骂声一片。伍雷说,济南司法局官员曾对他叫苦不迭,“我们倒霉,怎么刚好就赶在了这一天!”

据悉,山东方面曾放出风声,本打算彻底吊销伍雷的律师执照。而经历了2015年的“7·09”事件,大陆律师的处境正值低谷,诸事艰难,因此,伍雷原计划妥协,接受山东方面??“不吊销执照,停止执业一年”的决定,正好也“歇一歇”。

但他最终无法说服自己。

在承诺作出“妥协”的当晚,伍雷失眠了,连夜爬起来写行政复议书,并在网络上宣布,不接受这个结果,会走完全部法律程序,为自己维权。“就当我不讲信用吧,”他说,“原则上的问题,不得不擦枪走火。这个时代,你必须这样。”

伍雷得到了不少的支持。2016年12月4日,北京律师周泽在社交媒体上呼吁联名支持伍雷维权,声援者纷纷,到12月8日,签名支持伍雷、抗议山东方面处罚决定者已达470人。

12月21日,伍雷不服行政处罚的听证会在山东召开。当天雨雪霏霏。西安律师刘志强,在出发前被雾霾堵在机场。他换乘了高铁,终于在听证会前夜赶到了山东。“也没什么,到场就是表达一种支持,”他说。

为了不给伍雷添太多麻烦,很多律师放弃了旁听,但还是有20多人到了现场,虽然他们都被拦在会场之外。在济南的彩石镇司法所,原本不大的听证会场,已被当地的“旁听群众”坐满。只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以及律师周泽,作为伍雷的代理人,参加了听证。

时近中午1点半。伍雷还没发言。他拿着厚厚的讲稿说,“我就浓缩为20分钟吧。”司法局的官员如释重负。

发言到最后,伍雷忍不住落泪:“我一个律师,为当事人用心用力去辩护,究竟做错了什么了?你们把律师全埋了,法庭就太平了吗?”

“那天搞得很悲情。反正我就是一根筋。我家乡的官员也比较尴尬。我质问他们,司法局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律师维权,一个是管理。你们维权的轮子不转,管理的轮子像飞机一样转,”伍雷说。

“我(为别人)洗冤把自己洗成了冤民。不过,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不是一个最符合中国现实的逻辑和结果吗?”在听证会上,伍雷从自己的遭遇,历数中国刑辩律师处境之艰难。

“即使占座的旁听群众,其实也听懂了,”伍雷说。在休息的间隙,厕所里就有一个人对何兵说,“你们刑辩律师真不容易呢。”

“死磕律师”养成之路

1973年出生的伍雷,直到2001年还是山东省章丘县城建委的一名科员。

“整天写材料,说够了假话,”他回忆自己当年的工作,县城里人们几乎天天都在喝酒,“到同一条街上的单位去办事,中午也一定要喝顿酒。”

才28岁的伍雷不想继续这样的生活,决定要做点什么。单位旁边有家书店,他看到了一些律师考试的书籍,决定试一试。2002年,全国律师考试改为国家司法考试。苦学了一年,原来学建筑工程的他,竟然一次就通过了。此后他辞职进入律所实习,从一名小律师到担任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短短几年,他业务发展很快,而且有了自己的第一台车,虽然只是4万多元的“夏利”,但已颇为满足。

“赚钱会带来一些快乐,”伍雷说。那时他的风格如同“梁山好汉”,和朋友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样过了5年。

2007年,伍雷来到了北京,开办分所。也是在这一年,他遇到了北大法学博士、“公盟”创办人许志永。(注:公盟前身为阳光宪政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5年9月更名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推动建立民主法治制度为目标,2009年夏,公盟被指偷税,许志永被拘留、逮捕,至2010年8月销案,后公盟改名公民,发起“新公民运动”。)

他至今记得,那是一个风雪之夜,他和许志永在北京簋街喝啤酒,相谈甚欢。人生就此发生转折和改变。

艺术家张晨初为伍雷画的素描头像。图片来源:伍雷提供

火山的平静只为更好地爆发(下)
博谈网2017-05-11 21:22 来源: 端传媒

伍雷在北京的“洗冤办公室”,墙上中间挂著于建嵘的油画。摄:江雪

他是众多大陆维权律师中的一员,他正经历的困境也是众多维权律师的典型,但他认为,“我们的抗争还远远不够,付出的代价也远远不够。”

“我一直想做个公正的律师。原以为所有的律师都在赚钱。到北京后,才知道,也有不喜欢钱的律师,”伍雷被许志永的理想主义追求吸引。许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毕业,曾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中与其他两位博士一起上书全国人大,最终推动了备受批评的收容审查制度的废止。伍雷认识许志永那年,许正在推动大陆的教育平权、反暴力拆迁等行动。

伍雷参加了其中的反暴力拆迁团。在这段时间里,他接触了大量访民,包括“乐平案”的父母等冤案家属。在他的记忆里,彼时的北京,氛围比较宽松,常常有各种讲座,也活跃着很多维权律师。

2009年,因代理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主抓的打黑案件,北京律师李庄在重庆被抓。这件事情深深触动了伍雷,“可以说,没有李庄被抓,我还只是为一些事情打抱不平而已。而此后我会想,重庆怎么对律师这样?李庄被判刑的那天,(我)是第一次对法治失望。那时候,干别的都没有意思了。??”他和大陆很多律师一样,以社交平台微博为阵地,投入对重庆的批判中。

2011年,李庄案进入“第二季”(注:李庄因所谓“律师伪证罪”被判刑后出狱前夕,重庆当局又以所谓“漏罪”为名对其二次追诉),法庭外现场的很多照片都是伍雷拍的。他同时写了大量的博文,包括给王立军的公开信等。和很多中国律师一样,经过李庄案,伍雷开始关注整个律师行业,他甚至认为,从此时起中国律师开始真正形成了一个共同体。

2011年6月,广西北海“11·14杀人抛尸案”的四位辩护律师在当地被抓,涉嫌罪名是“妨害作证”,这引发全国范围内律师的关注,并演变为北海事件。先后有二十多名律师赶赴北海,声援支持同行,参与辩护。彼时还不太懂刑事辩护的伍雷,找到大陆刑诉法学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先生,在北京开会研讨北海案。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一下,一脚踏入到刑事辩护圈里去了。”那段时间,伍雷与数十位赶赴北海的律师团同仁,感受风云激荡,在凶险的环境中,被不明身份的人追打……由此对中国刑辩律师的处境有了深切的体认。

此后的“贵州小河案”,在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法院的法庭上,三、四十位律师协同作战,就一起被指控为??“黑社会性质集团犯罪??”的案件进行无罪辩护,让伍雷彻底感受到了刑事辩护的魅力。他体会到,“最高价值还是救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

小河案中,中国“死磕律师”这个称谓正式登场。

“死磕”,背景是刑事辩护在中国的艰难。律师们用一些非常规的办法,包括用自媒体直播现场等方式,和司法部门“较真”,这种做法,得到叫好,也受过一些质疑。而伍雷,至今没有为作为一名“死磕律师”后悔过。在一次次“较真”司法程序的过程中,他也和法庭产生过对抗。他记得一次开庭,法官晚到40分钟,并和检察官一直在窃窃私语。他现场提出一系列问题,质疑法官,还摔了杯子。最终,他被法警架着离开了法庭。

律师伍雷,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转变。“脱胎换骨一般”,从此踏入刑事辩护的领域,为一个个具体的案子,“死磕”程序,成为“死磕律师”的代表之一,并渐渐成了冤案平反“专业户”。

挑战“中国式冤案”

伍雷在北京的“洗冤办公室”,是一处简陋的小区套房。墙上除了那些他长期关注的冤案当事人头像之外,挂着“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只向真理低头”的条幅。办公室放着一个小滑板车,堵车严重的时候,伍雷会蹬滑板车回家。

2013年底,伍雷启动“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是中国第一个民间洗冤行动组织。此前,他和几位律师建立了“超期羁押案件援助基金”,关注被超期羁押者。在吴昌龙冤狱平反、被无罪释放后,他们把这个基金更名为“吴昌龙基金”,旨在帮助那些为“申冤”而身处艰难困苦的人。2014年被无罪释放的念斌,是基金会第一位受益者。

吴昌龙曾蒙冤12年。他被认为是2001年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的主凶之一,两次被判死缓,案件几经反复,终在2013年5月被宣告无罪,获得清白。他的平冤之路上,有多位律师的身影。2013年1月,伍雷和湖南律师杨金柱代理吴案之后,为了争取对吴昌龙的会见,两位律师买了红薯送到福建省高院,讽刺法院院长“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并最终会见到了吴昌龙。

“近些年来冤案的平反,多少都和伍雷有关,”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昕说,“他非常勇敢。为了维护当事人利益,真是愿意将自己置身于水火之中,包括静坐、绝食,举牌等等的??‘死磕’方式,他都用过,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虽然我对个别‘死磕律师’的业务能力并不欣赏,但对伍雷,我是由衷佩服,他业务能力不错,最重要的,他把当事人的利益看得非常重,”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这样说。

2014年,“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团队介入的多个案子改判。

2014年7月,24岁的欧阳佳被改判无罪。2009年,19岁的欧阳佳因被认定为一起持刀抢劫案的主犯而入狱,坐牢5年后被平冤。而曾经四次被判处死刑的念斌,也在2014年夏天等来了无罪判决。2016年底回家的陈满,申冤20年,在徐昕的观察里,是伍雷组织研讨会,确定申诉格局,竭力推动,最终促成陈满被释放回家。

伍雷说,导致这些“中国式冤案”的背后,是司法不公以及中国刑诉的一些痼疾。几乎每个冤案背后都有刑讯逼供的身影。

2017年春节前,已被“停止执业”的伍雷到吉林见了金哲宏。1994年,金哲宏被认定为当地一起强奸杀人案的凶手,前后四次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至今已被关押了21年。他入狱后,父母忧恨而死,妻子改嫁,而他一直在坚持申诉喊冤,最终被伍雷的??“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列为救助对象。

“拯救无辜者”行动启动三年来,每年伍雷都会接到上百件的冤案申诉材料。对这些材料,他会和专家一起仔细研讨,确定能否进入行动程序。“一旦确定,就意味着投入大量的精力。每一个案件,我们都要寄出大量信件。半年的快递费用,就是三四千元,”他说。

曾经有一位医药行业的人大代表问伍雷,中国到底有多少冤案?伍雷说,“你的药店里有多少药,我们就有多少冤案。”意指这是一个无法确认的数字。

“律师不是麻烦制造者”

2016年,中国司法部修订《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其中第38条规定,“律师不得以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组织网上聚集、声援等方式或者借个案研讨之名,制造舆论压力,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影响依法办理案件。”

观察者认为,依据这样的规定,从2012年以来出现的、律师在一些案件中“死磕程序”的做法,都可能成为打压律师的罪证。中国律师,在不断冲撞现有体制的前沿,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可是,这一切对律师来说,有什么损失?真正损失的,还是民众,是那些喊冤的人。因为律师无法再帮助他们,他们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说。

但伍雷也认为,中国律师不会轻易被打散,大家其实都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像潮水退去,又要升起一样。其实也是自然的事情。也如同大地震,对所有的人都造成冲击,但地震之后,很多人又要回来,救人、生产自救,信心就在慢慢恢复。”

伍雷喜欢一部日本电影,片名是《这不是我干的》。电影中,主人公说,“我通过这场审判,对法庭完成了一次审判。”伍雷觉得自己也是。就如同郭飞雄一案,不管对当事人,还是对辩护律师来说,都是如此,他有这样的“内心确认”。

“当你突然发现身边最优秀的人成为这个国家的坏蛋时,彻底颠覆了你的价值观。他们才是真正的时代英雄,国家却把他们送到了监狱,”伍雷认为,“我们的抗争还远远不够,付出的代价也远远不够。”

他想起“7·09”之后的不久。有一天,他在家睡着,突然听见??“消防警察!消防警察!”的喊声,朦胧中,以为是警察上门了,定神,才发现孩子在看电视,那是电视上的声音。他一下子就想起滕彪多年前说的“克服恐惧”。那一瞬间,反而觉得坦然了。

“2017年,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蒙冤的人能早日放出来。我答应过的当事人,也都会帮到底。我不会撒手,”伍雷说。

在“下岗”之后的这段日子,他有时也会陷入沉思:“冤案的发生,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律师对于国家的法治状况,是不是也要承担自身的历史责任?自己苦苦推动的这些案件,是不是对法治的进步于事无补?”而这些“反思”,让他痛苦,甚至有一丝焦虑。

徐昕则说,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正是那些有担当的护法的律师,“让我们看到中国这个社会,还是有些光明的。总有一天,人们会知道,律师不是麻烦制造者,他们是推动这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

即将被停业的伍雷在辽源看守所外留影。图片来源:伍雷提供

谌旭彬 :大秦帝国的“崛起”模式有剧毒 / 芈月的私生活淫乱与商鞅有关

May 13, 2017

2017-05-13 谌旭彬 短史记

短史记微信号:tengxun_lishi


 

图:电视剧《大秦帝国·崛起》海报

 

文 | 谌旭彬

 

电视剧《大秦帝国第三部:崛起》热播,引起很多讨论。就史实而言,“大秦帝国”的“崛起”模式,是丝毫不值得称颂的。

 

商鞅设计的秦国“崛起”模式


 

秦国为什么能够在战国时代胜出,成为最后的统一者?可列入讨论范畴的因素很多。如地理位置、外交策略、军事实力……等。但就维持一种长达百余年的攻击态势而言,上述因素显然不足以成为主导——据学者统计,“从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之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完成统一),秦国在96场有大国卷入的战争中发动了52场战争(占54%),并取得了其中的48场胜利(占92%)”①。惟有保证对资源的强大汲取能力,才能维持如此高频率的对外战争和如此高比例的战争胜率。

 

这种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依赖于商鞅变法为秦国带来的严酷的基层控制体系。简而言之,为强化国家对民众的直接控制,商鞅采取了如下措施:

 

1、摧毁一切有组织的“中间力量”,使民众以原子化形态直接面对国家的汲取

 

(1)打击贵族,推行以吏治国。欲使天下之人尽为君主之奴,必先使天下之人互不为主奴。先秦贵族的权力、土地和民众,不受君主直接控制。国家在汲取资源时,面对的不是原子化的自耕农,而是组织化的贵族。为维护自身利益,贵族会自发抵制国家的过度汲取。商鞅以成文律法的形式,推行无军功不授爵等制度,来打压贵族,推行以吏治国,吏的权利和任免完全操于君主之首。脱离了贵族“小共同体”保护的普通民众,遂不得不直接面对国家的汲取。这种汲取较之贵族更甚——学术界一般认为:商鞅变法后的秦帝国普通民众,须向国家缴纳年产出的2/3。②

 

值得一提的是:无军功不授爵等律法,因平等对待贵族与普通民众,长期被认为具有“进步性”。这种评价大有问题。真正有意义的“平等”,必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在法律层面上的平等,而非两个被统治者之间的平等(贵族相对民众,是统治者;但相对秦王和秦国,仍属被统治者)。对照欧洲历史,可以说贵族的消亡,是中国历史上一极重大的损失。5-13世纪的很多欧洲国王,只能在王室领地内直接行使权力,不能染指贵族的封地。宫廷和政府开销,须仰赖王室自己的收入,包括领地收入、司法收入、贵族缴纳的“封建协助金”等,若王室的收入不足用需另行征税,必须得到类似“贵族大会议”等代议机构的授权。“无代表权不纳税”等近代法治理念,即由此类制衡中诞生。③

 

(2)用成文律法,强制解散大家族。秦律规定:民众“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家中有两个男丁而不分家者,田赋加倍征收;“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为禁”——禁止父子兄弟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大家族消亡后,原子化的小家庭直接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自然无力抵制其无节制的汲取。④

 

2、用告密手段、恐怖手段来控制民众

 

(1)制造特务国家。商鞅规定:编民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个编制里的百姓,若有人犯法,其他人不向政府告密,会被株连腰斩,告密者则可得到重赏。秦国被变成一个遍地告密者的“特务国家”。不独邻里之间,同床共枕的夫妻也负有互相告密义务。据睡虎地出土的秦简,秦律规定:丈夫行盗,妻、子知情,并共享所盗之物,妻、子与丈夫以同罪论处。凡盗窃及其他犯罪,同户之亲属都须连坐。反之,如丈夫犯罪,妻子在案发前主动告密,则妻子的嫁妆可以不被没收。⑤这种告密制度,将民众牢牢捆绑在国家机器上不得动弹,也导致社会风气的严重败坏。据《汉书·刑法志》记载,直到汉文帝时代,民众乐于告密的风气才得到扭转。

 

(2)恐怖主义治国。秦法暴虐,与商鞅的个人理念有关。在商鞅看来,要震慑民众,使他们不敢触犯朝廷的法律,必须轻罪重刑。用死刑来惩罚犯轻罪之人,用酷刑来处死犯大罪之人。犯轻罪而处死,就不会有人敢犯重罪(“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以至矣”)。《商君书》里还说,犯罪发生之后再来惩罚,已经晚了;政府必须在民众实施犯罪之前惩罚他们(“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疑罪从有”,一旦被怀疑存在犯罪可能,即进行严惩)。

 

3、把制服本国民众,放在治国的第一位

 

《商君书》里说:“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够制服天下的统治者,必须先制服他的百姓;能战胜强敌的国家,必须先战胜他的百姓。在商鞅看来,制服本国百姓,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懂得愚民、弱民。

 

(1)全方位愚民。商鞅为秦国制定的国策,以农、战为核心。秦国民众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农耕,要么征战。经商、求学、耕作达不到政府的要求,本人及妻子儿女就会被抓起来沦为官奴。在商鞅看来,除了农耕和作战,其他行业如商贾、隐士、学者、游士、手艺人,对国家都是有害的。因为这些职业的存在,不利于让民众保持愚昧。国家要强盛,必须消灭“五害”,必须彻底愚民。《商君书》里说得明白:“民愚则易治也” ——民众愚昧,就易于治理。“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民众没有知识就弱,有知识就强;民众弱,就安分守己,民众强,就会逾越本分对抗政府。

 

要怎样让民众保持愚昧呢?商鞅提供了三种办法:一是要驱逐知识分子,烧毁诗书;二是政府不要因战功、农耕以外的任何理由奖赏百姓,如此,“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民众鄙视学问,就会变愚昧,就不会有多余的外部交往,就会安心耕种,国家就不会衰弱。三是大臣、士大夫,不许做展示自己博学多闻、能言善辩的事情,以免成为百姓的榜样。⑥

 

商鞅执行愚民政策的手段是非常彻底的。《史记·商君列传》有案例可资说明:“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秦国百姓早年反对变法,被商鞅抓起来排队在渭水边上砍头,砍到河水变赤;后来,秦民有人称赞变法,结果又被商鞅抓起来全家流放边关。在商鞅这里,反对者要被杀头,称颂者也要被流放。因为商鞅需要的是“愚民”。最极致的愚民,不应该思考国家政策的好坏,不应该拥有思考国家政策好坏的能力,不应该产生思考国家政策好坏的念头。愚民只需要服从国家的法令。

 

(2)全方位弱民。《商君书》里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鞅赤裸裸地宣称“强国之道在于尽最大可能剥削民众”。他如此解释自己这种倒行逆施的“内在逻辑”:“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国富而贫治,重强。”——民众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富有之后,就会“淫”,有多余的想法(如求学、经商);民众从自己的角度有了多余的想法,对国家不是好事,是害国的“虱子”。只有让国家富有、让民众保持贫穷的治国方法,才可以使国家强大。怎样让民众保持贫穷呢?一种办法是持续剥削,不断发动大规模战争。《商君书》里说,“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财富积累够了就必须去打仗,否则民众会放松,会去追求耕、战之外的东西,国家就会变弱。另一种办法是国家控制包括土地、山林、盐铁在内几乎所有核心经济资源,如实行严格的“国家授地制”,确保“利出一孔”的国家垄断,消灭民间竞争。⑦

 

 

图:《大秦帝国》剧中的商鞅造型

 

此种“崛起”模式

古人已不耻 今天更不值得称道


 

商鞅死后约80年,荀子西游秦国,其所见所闻是:秦国没有知识分子,百姓都很愚昧,服饰简朴,相当害怕官府,相当服从——“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⑧。显然,秦国采用商鞅之法,对民众的控制非常有效。这种有效控制,使秦国动辄能够“空国中之甲士”出兵数十万发动战争,乃至征发上百万人营造宫室陵墓。

 

反观东方六国,虽然也都搞过变法运动,但因贵族的强大影响力仍在(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战国四公子”等,即东方六国贵族势力的代表),故资源汲取能力远不能与秦国相提并论。 “贵族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力,是导致其余六国不能彻底变法和完成对社会基层控制的原因所在,这也间接地导致了六国的覆亡。”⑨

 

对东方六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而言,秦国的资源汲取模式,是令人恐惧的。秦昭王四十五年,秦军攻韩,韩国将上党割给秦,但上党百姓“皆不欲为秦而愿为赵”,不愿做秦人,集体倒向了赵国。齐人鲁仲连也说得非常直接:“彼秦者,弃礼仪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吾不忍为之民也。”——秦国这种弃礼仪尚杀戮的国家,拿本国的民众当奴隶般使用,如果得到了天下,我鲁仲连只好跳海而死,决不愿做秦国之民。⑩

 

略言之,“商鞅变法为秦国缔造了一个强大到极点的政府、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以及一群沉默到极点的个人。”(11)这是秦国“崛起”的根本原因。这种“崛起”模式,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前228年,灭赵;前226年,陷燕都;前225年,灭魏;前223年,灭楚;前222年,灭燕;前221年,灭齐。短短9年时间即完成统一。这种速度令人惊叹,也带来直接的后果,即:秦帝国无法消化东方六国残余的贵族、知识分子以及宗族势力,无法使新领土上的社会迅速萎缩到极点。骊山、阿房、长城、匈奴、南越……秦帝国对民众的直接的征敛汲取政策继续推行,“天下苦秦久矣”的原子化民众,与拥有社会组织能力的六国旧贵族势力相结合,遂燃起了熊熊的反秦烈火。公元前207年,秦帝国灭亡,距离其实现统一,不过14年而已。可供对比的是:自商鞅变法至完成统一,秦国对原子化民众的征敛持续了130余年,因为消灭了拥有社会组织能力的贵族势力和宗族势力,秦国政权一直稳如泰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恰恰是秦国的“统一”,引入了拥有社会组织能力的六国旧贵族这一变量,反直接导致秦帝国的迅速覆灭。(12)

 

 


 

注释

①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P61。②《汉书·食货志》称秦“收泰半之赋”,“泰半”即三分之二。③可参看:施诚,《论中古英国“国王靠自己过活”的原则》,《世界历史》2003年第1期。④此一政策,使社会道德极大地败坏。见《汉书·贾谊传》:“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嶹,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⑤《睡虎地秦墓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1978,P97-98。⑥⑦《商君书·弱民》、《商君书·画策》、《商君书·定分》、《商君书·垦令》等。⑧见《荀子·强国》。这是荀子对秦相范睢所言之语,其真实意见可能更激烈。⑨王威海,《中国户籍制度:历史与政治的分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P55。⑩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P224-225。(11)《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译者序。(12)对秦国的征敛汲取,限于资料难有较准确的统计。史学界的一种估计认为,“秦时全中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被征发造宫室坟墓共一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万人,筑长城假定五十万人,再加上其他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范文澜)”另有一种推算认为:“当时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剩余粮食只能负担二百万人从事徭役劳动。但秦始皇滥用民力,征发徭役往往超过二百万。(肖国亮)”


附文

芈月的私生活,为何如此淫乱?

文 | 谌旭彬

 

电视剧《芈月传》播出后,剧中主人公秦宣太后的历史,被媒体一再“普及”。其中最津津乐道者,莫过于秦宣太后超级开放的性观念。

 

一、秦宣太后在性生活上放荡不羁,与商鞅变法排斥仁义、贞廉有关

 

史载,宣太后执政期间,韩国曾向秦求救。宣太后在朝堂上对韩国使者大谈性生活:“从前服侍先王。先王把大腿压在贱妾身上,贱妾很难受;先王把身子压在贱妾身上,贱妾却很愉悦。为什么呢?因为承宠交欢,对贱妾有利。韩向秦求救,要拿什么让秦不觉得沉重,而感到愉悦呢?”①这种开放,不止于言辞,且见于行动。执政期间,宣太后曾与秦国北方强敌之主“义渠君”私通生了两个儿子,换来秦国北方边境的三十余年平静;晚年又在甘泉宫诈杀“义渠君”,彻底剿灭了义渠国。②此外,宣太后长期豢养情夫,也是当日人所共知之事。

 

这种开放,一般被解读为两大原因:1、秦国地处西陲,受戎狄文化影响较大,故不似中原国家那般重视礼教;2、宣太后取得执政地位后,权势熏天,自我放纵。

 

其实,应该还有第三大原因,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即:商鞅变法在秦国造就了新的“道德风气”

 

商鞅曾把礼乐、诗书、良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列为毒害国家的“六虱”。认为国家要想强盛,必须先铲除仁义、和平、善良、孝悌;只有杜绝了“六虱”,兵民才会争先恐后乐于被国君所用。③

 

商鞅于秦孝公时代将上述理念付诸实践。孝公死,秦惠文王即位,商鞅被车裂,但其法未变。秦惠文王,即是宣太后的丈夫。秦国的立国理念,既然排斥礼乐诗书、诚信贞廉,宣太后如此作风,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图注:秦宣太后执政前后秦国世系。宣太后约去世于公元前265年

 

二、商鞅为了建立自己的理想国,不惜以整个社会的道德大倒退为代价

 

细说起来,商鞅的理想国,本就是以整个社会的道德大倒退为代价而建立的。

 

1、消灭大家族后,小家庭面对国家机器毫无抵抗力;家庭伦理也随之堕落

 

譬如,为强化国家对民众的控制,商鞅用律法阻绝了任何大家族存在的可能性,即所谓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家中有两个男丁而不分家者,田赋加倍征收。如此,大家族制消亡,原子化的小家庭直接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自然毫无抵抗力。同时,也直接导致秦人家庭伦理的堕落,汉人贾谊后来形容说:秦时,儿子借给父亲一把锄头,常流露出施恩的神色;母亲拿几只瓢碗笤帚,儿媳就会说难听的话,简直快赶上禽兽了。④

 

2、制造“特务国家”,连同床共枕的夫妻,也负有互相告密的义务

 

再如,商鞅还规定:编民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个编制里的百姓,若有人犯法,其他人不向政府告密,会被株连腰斩,告密者则可得到重赏。⑤如此,整个秦国就变成了一个遍地告密者的“特务国家”。不独邻里之间,同床共枕的夫妻也负有互相告密的义务。据睡虎地出土的秦简,秦律规定:丈夫行盗,妻、子知情,并共享所盗之物,妻、子与丈夫以同罪论处。凡盗窃及其他犯罪,同户之亲属都须连坐。反之,如丈夫犯罪,妻子在案发前主动告密,则妻子的嫁妆可以不被没收。⑥这种告密制度,将民众牢牢捆绑在国家机器上不得动弹,也导致社会风气的严重败坏。史载,直到汉文帝时代,民众乐于告密的风气才得到扭转。⑦

 

3、以“愚民”、“弱民”为基本统治手段,扼杀民众求学启蒙的可能性

 

再如,商鞅为秦国制定的国策,以农、战为核心。民众生活在秦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从事农耕,要么出征作战。如果想去经商、求学,或者耕作不积极,达不到政府的要求,那么,对不起,本人及妻子儿女要被抓起来沦为官奴。⑧在商鞅看来,除了农耕和作战,其他行业,如商贾、隐士、学者、游士、手艺人,对国家都是有害的,合称“五害”,因为这些职业的存在,不利于让民众保持愚昧。国家要强盛,必须消灭“五害”。

 

在这个问题上,商鞅说得非常直白:“民愚则易治也”——民众愚昧,就易于治理;“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强国之道,在于让民众保持孱弱;“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够制服天下的统治者,必须先制服他的百姓;能战胜强敌的国家,必须先战胜他的百姓;“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国富而贫治,重强”——民众贫困,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就会努力劳作,一旦富了,就会有额外的追求,这些额外的追求,会产生危害国家的“六虱”。所以让国家富有,让民众保持贫穷,才是强国之道;“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民众没有知识就弱,有知识就强;民众弱,就安分守己,民众强,就会逾越本分对抗政府。⑨

 

那要怎样让民众保持愚昧呢?商鞅的办法有三:

 

一是要驱逐知识分子,烧毁诗书;二是政府不要因战功、农耕以外的任何理由奖赏百姓,如此,“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民众鄙视学问,就会变愚昧,就不会有多余的外部交往,就会安心耕种,国家就不会衰弱。三是大臣、士大夫,不许做展示自己博学多闻、能言善辩的事情,以免成为百姓的榜样。⑩

 

上述政策,确实产生了商鞅所期待的效果。据秦宣太后执政时期成书的秦《日书》,秦人普遍没有让自己的子女读书上进的期望。几乎都在祈祷儿子出生后孔武有力,利于耕战;希望生子做“吏”,生女儿“为邦君妻”。宣太后死后不久,荀子来到秦国,其所见所闻是:秦国没有知识分子,百姓都很愚昧,服饰简朴,相当害怕官府,相当服从。(11)

 

图注:睡虎地秦简

 

三、最终,宣太后时代的秦国,已变成一个“寡义而趋利”的国家

 

学者秦晖曾谓:“秦制就是赤裸裸的强盗政治”。(12)古人亦有定论,“秦国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利”。(13)

 

这种自商鞅时代开启的强盗政治,一方面,大大降低了秦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另一方面,又彻底扼杀了秦国民众受教育的机会,窒息了一切监督统治集团的舆论场。

 

略言之,政府一手鼓励民众致富(努力耕作),一手控制、压榨民众(愚民弱民),最终使秦国沦为一个寡义而趋利”“笑贫不笑娼”的国家——秦律公开“笑贫”,把穷当成原罪,如规定:对那些无力娶妻只能入赘的穷人,不但不能分给他们田地,作战时还要强迫他们冲锋在最前线,早死早了事;他们的后代发达了,也要在档案中明白写上祖先是穷鬼,是赘婿。秦律当中,还给穷人设置了一个专用的侮辱性的代词,叫做“人貉”。(14)

 

这种寡义而趋利“笑贫不笑娼”几乎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自然不会对宣太后的淫乱,造成任何舆论压力。宣太后临终前,会很有自信地公然要求以自己最喜欢的情夫来殉葬,也与此有关。

 

热播剧《芈月传》海报

 


 

注释

①《战国策·韩策二》。②《史记·匈奴列传》。③“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见《商君书·靳令》。④见《汉书·贾谊传》:“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嶹,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⑤见《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⑥《睡虎地秦墓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1978,P97-98。⑦见《汉书·刑法志》:“及孝文即位,……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⑧见《史记·商君列传》:“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收为孥。”⑨见《商君书·弱民》、《商君书·画策》、《商君书·定分》。⑩《商君书·垦令》。(11)见《荀子·强国》:“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这是荀子对秦相范睢所说的客套话,其真实意见很可能更激烈。(12)秦晖,《秦制就是赤裸裸的强盗政治》,腾讯文化,2015/11/07。(13)《淮南子·要略》。(14)秦晖,《共同的底线》,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P31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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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民: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May 10, 2017
一,故乡的背影

二,真相隐去的“旧社会”

三,钱穆、钱伟长叔侄的人生歧路

四,钱穆和家人的大江大海

五,螳螂捕蝉:蒋南翔和钱伟长

六,难言的“被告密”事件

 

钱伟长老人去世后,在网上读到了他在八十岁那年写的《八十自述》一文。他的叔父钱穆在八十岁时写过《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在台湾发行。钱伟长到八十岁写自述,看来是仿效叔父的做法。

 

钱伟长出生在无锡农村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地方,那是一个钱氏家族聚居的地方,但是他在自述中说:“我4岁时家宅失火,七房桥旧宅被焚,全家迁居荡口。”荡口在七房桥以东五里路,现在有了公路,无锡、苏州的郊区公共车也就是一站路左右的距离。他在自述中回忆家乡的那些事,大多发生在荡口,这正是笔者出生的地方,所以,按中国传统规矩,我得称钱伟长是我的“乡贤”,虽然没有机会见过他的面。他关于早年家乡的回忆,加上他的叔父钱穆的回忆,让我对于自己出生前的一、二代人在家乡的生活状况和环境增长了不少见识,那是故乡已经远去和消失了的背影。

 

一,故乡的背影

 

荡口是以我们华姓人为主的集镇。我看到一份家族资料上说,在元末的各路汉人造反大军中,那一带属于张士诚的势力范围,等到洪武皇帝建立大明朝,我们华氏的祖先因为追随过张士诚的队伍,站错了队,受到惩罚——禁止其子孙参加科举考试。这事我们后代怨不得祖宗,谁叫你不幸错生在了那个地区呢?就像湖南、江西多共和国的开国将军,而浙江多历史反革命一样,历史的大潮卷过来,谁也不知道卷进了红潮还是黑潮,会被卷到哪里去。

 

任何时代都是一样,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都是先富起来的人,譬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款中多是下海经商的无业返城知青和劳改释放犯等,以至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样的说法。我们的祖先,大概也是这样,被朱洪武堵死了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只能从事当时社会的职业仕农工商之末流:酿酒和酱油的制造和销售。在后来的年代里,同执政者的愿望相反,荡口的商业繁荣起来,发展成一个方圆几十里农村的中心集镇,也出了一些大户人家和书香门第。这种状况,在我开始记事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有残留:那时家乡还有若干酱油的作坊,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提到他的一位名叫华山的小学老师,五十年代还在世,他家就是开酱油作坊的,在镇上也算得上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另外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碎或完整的坛坛罐罐,以至有些人家的围墙的顶部都是用这种剩余的酱油罐和酒坛子充当砖瓦砌起来的。

 

钱伟长号称是所谓“三钱”之一,三人都来自苏浙地区的钱氏宗族,据说都是吴越王钱镠的后代。但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他们三人的家庭背景实际上非常悬殊。钱学森出生于杭州的丝绸富商之家,可谓出身“豪门”;钱三强则称得上出身“名门”:他的父亲是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又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至于钱伟长,家境清贫,而且至少是“贫三代”,不折不扣的出身“寒门”。据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中回忆,他们家“先前也阔过”,有良田十万亩,不过那是十八世祖宗时代的事。到钱伟长祖父这一辈,家里已经没有田产。他祖父体弱多病,不胜科举考试的艰难,只能在家乡设馆授徒,后来也作些管理宗族事务、给人家写状纸一类的事,大致说来,职业就是“塾师”和“讼师”。钱伟长的父亲名钱挚,字声一,短寿,生前一直是乡村小学教师。因此,钱伟长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他说:“父亲中年39岁早逝……,全家遭到极大的困难,遗有一弟二妹,三个月后,母亲又生下了遗腹七妹,一家六口,无隔日之粮,父亲又无积蓄,除一柜中国书外别无长物。幸有父叔老师华倩朔先生慷慨允住进黄石弄华宅余房,免租十年;并得七房桥族人出面交涉,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救济粮,孤寡免于饥饿。四叔除每月供给母亲六元家用补助外,并全力资助我上完高中。这样使我一生中度过了第一个生活难关。”

 

钱伟长家无地无房,他父亲当乡村教师是一家收入的唯一来源,父亲一旦去世就断了生计,不过旧社会里发生了这样的事,似乎也不见得总是像“忆苦思甜”会上说的那样:卖儿卖女,家破人亡。上面这段自述表明,当时那个社会里穷人也可能得到救济:一个名为华倩朔的人,曾是他父亲和叔父钱穆的小学教师,免费给钱家的孤儿寡母提供了住所。此人是我们镇上的名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在人世,似乎还在中学里教点书,人人都尊称他“倩朔先生”。我那时刚开始识字,以为他名字叫“浅”,不懂为什么不管什么辈份的人都叫他“浅叔”还要外加“先生”。有很多关于他的轶事在乡间流传,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一些:他在前清得过功名,曾经到广西、云南一带做过县官,还从那边带了一个夫人回来,被家乡人称为“广太”。流传最多的是他慷慨助人的故事。有一则说,某陌生人急需用钱向他告借,他听了后说:“我手上拿不出那么多的钱借给你,你去某处把我的旧房拆了,砖瓦木料可以换些钱,够救你的急了。”

 

倩朔先生不仅有视钱财如浮云的古代侠士之风,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这样记载这位老师:“唱歌先生华倩朔师,名振,初字树田,荡口镇人,尤为一校师生共仰之中心……倩朔师曾游学于日本,美丰姿,和易近人,喜诙谐,每以东方朔曼倩自拟,故改号倩朔。……师擅书法,亦能绘事,并能吟诗填词。……曾编写唱歌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书畅销全国,历一二十年不衰。书中歌词,皆由师自撰。尤有名者,为其西湖十景歌,全国传诵。”顺便说一句,也是去年逝世的画家华君武虽然出生于杭州,他的祖居也在倩朔先生居住的黄石弄里,两家可能有相当近的亲族关系。

 

除了华倩朔的慷慨相助,钱家的孤寡还得到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的救济粮,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所需。所谓“义庄”,实际上就是一种家族内互助的社会慈善组织,在我们家乡一带很普遍,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义庄已经不复存在,不过有很多地名如“老义庄场”、“新义庄”、“襄义庄”等等,门前往往是粮船靠岸的码头和宽阔平整的砖石铺的晒谷场,还见证着它们曾经的风光。年轻的时候没有细究,这些年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它们的来历。原来它们起源于北宋范仲淹的——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制度创新”,这位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座右铭的政治家借鉴佛教寺庙的庙产概念,用在宗族祠堂,就是由宗族里富有的家族捐出部分土地作为宗族的公产,用这些土地出租或其他方式经营得来的收入接济宗族内的贫困户,一般是失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孤寡老弱,有的还划出一定的份额,专门补助宗族内子弟的学习和赴考的费用。大概因为范仲淹是苏州人,所以义庄在苏州府所辖地区十分普及,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皇帝为了鼓励这种“非政府慈善机构”,专门通令给予嘉奖和保护,禁止宗族公产的转让。在这种政策倾斜鼓励下,义庄的公产只可增不许减,规模得到很大的发展,有资料说,我们荡口华家的老义庄曾经拥有几千亩土地,被称为“江南第一义庄”,其他姓氏的宗族也有或大或小的义庄。

 

钱伟长的祖父和父亲都早逝,其家庭两代人都受惠于义庄的救济。钱穆在他的《八十忆双亲》中说,他父亲去世那年,他才十二岁,他的大哥(即钱伟长之父)也不过十八岁,他们依例在钱氏怀海义庄领取抚恤。他记得,在他父亲去世的当年除夕“午后,先兄去七房桥领取义庄钱米,……余一人独坐大门槛上,守候先兄,久久不见其归。”情景虽然凄凉,但是同族人的帮助使他们一家渡过了难关,直到几年后他的大哥在常州府中学堂师范班毕业有了收入为止。

 

可见,百年前的故乡,已然有了“集体所有”的公产——虽然那是属于同姓的宗族,有了民间的慈善组织,还有守护传统道德的士绅,做着扶弱济贫的善事。读者今天读到钱穆、钱伟长叔侄的回忆中那些在困境中受到救助的文字,也会同作者一样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像这样温情的文字在他们的回忆中还有许多。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讲到他进常州府中学堂学习的经历,也同样感人——光绪末年(1908年),他和兄长在荡口的小学读书,其兄在四年级毕业班,他还在三年级,当时常州府中学堂刚创始,他因为从小聪颖,受到老师鼓励,跳级随兄长和其他毕业班同学一起前往报考,起初别人都录取了,他本人未被录取,过了十来天,就在他大哥已经打点行装准备启程上学的前夕,他就读的小学得到通知说他本人也被录取了,他的体育老师钱伯圭连夜赶到他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并且跟他的大哥讲:“今夜即速为汝弟整理衣物,明晨可随众行。至于床上枕被铺盖,我已代为筹措,明晨当径送船上,勿再操心。”因为“伯圭师知余家贫,仓促间不易办此一大事也。”——体育老师连上学的铺盖都替他准备好了。上路的那天,学校的校主,我们镇上的首富,还专门派管家把他们护送到无锡的火车上。这类“感动中国”的事情,是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就一直绵延不绝的。并不是到了“新社会”才有的新生事物。

 

如果说,他们幼年在家乡得到的救助出自于宗族和乡亲的关系,那么随着他们学业的升级,得到的资助来源也就更为广阔。钱穆的大哥在常州读一年师范即毕业,回到家乡办学,因为有了职业和收入,“先母即令先兄不再领怀海义庄之抚恤。”但是刚刚开始工作的大哥,薪水微薄,生活反而不如从前领取救济粮米的时候,钱穆在常州读书难以为继,这时荡口小学里的旧师长,“为余申请得无锡县城中某恤孤会之奖学金,得不辍学。”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钱伟长身上,他在《八十自述》中说:“苏州高中毕业时,立刻遇到了人生道路上又一个难关,升学呢还是就业。一方面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亟需就业养家……。幸有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先生决定在全国设立清寒奖学金,公开以考试选拔补助家境清寒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我决心一试,竟然录取。” 可见当时的慈善助学事业,已经超越宗族的界限,而开始有惠及全社会的组织。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慈善组织的帮助,钱穆和钱伟长不会有他们日后在学术上的成就,中国就会少了一位国学大师和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钱氏叔侄在他们回忆中叙述的故乡社会风情,几乎没有提到过政府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这印证了近年有些学者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重新发现”:那是一个还保留着几千年文明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政府管治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则是以士绅和宗族为主导的自治社会。例如,钱穆回忆里讲到他的父亲在世时因为钱氏义庄发放救济的不公,同他的同族长辈打官司,乡下没有政府的代表,双方要坐船到无锡城里的衙门去对簿公堂。那时的社会,当然不是莺歌燕舞,有贫富不均,宗族争斗,天灾人祸,百姓也有当时常见的吸毒、纳妾等陋习——钱穆就不讳言自己父亲长期抽食鸦片。另一方面,也还保留着不少值得肯定的传统和习俗,如前文所述的乐善好施,鼓励年轻人读书。而且,人与人交往讲究诚信,如钱穆回忆里讲:“先父在时,向镇上各店铺购买货物,例不付款,待年终清结。先父卒后,……一日,上街购酱油,先母令携钱往,随购随付。店铺中人不受。余坚欲付,铺中人坚不纳。谓:‘汝家例可记账,何急为。’不得已,携钱归。其他店铺亦然。……及岁除,镇上各店铺派人四出收账,例先赴四乡,镇上又分区分家,认为最可靠者最后至。余家必在午夜后,亦有黎明始到者。……先母必令先兄及余坐守,不愿闭门有拖欠。”可见,在他父亲去世以后,他们靠救济生活,但是店家并不歧视“弱势群体”,仍然坚持以前的做法,接受他们的赊账,而他们也坚持年终将赊账结清。这样一种买卖双方的诚信,没有法律的约束,完全靠传统道德维系。假如今天的中国哪怕还保留一点点这样的诚信,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民工讨薪悲剧发生了。

 

钱穆在其《国史大纲》全书最前面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里提出,“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钱穆的一生信念,无疑同他早年在家乡的个人感受有很大关系,他要用一生的研究来报答和弘扬使他感受到人间温情的中国传统社会。今天来看,中国历史中这些有正面意义的传统,本来确实可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演变成为新社会中的积极因素的。即使是建立在宗族基础上的义庄,也有着“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可能演化为惠及整个社区的民间慈善组织。须知,钱穆和钱伟长在荡口就读的小学,本来是华家有钱人开设的私塾,只招收华姓子弟入学,但是在满清政府废除科举后,它也与时俱进,成了向四乡所有学童开放的新式学堂,钱穆进入那所小学的时候是刚废除科举的1905年,差不多是第一届的学生,从他的回忆中,我们看不到校方对外姓人有什么歧视。宗族办的私塾平稳地演化为新式学堂,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其中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是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宗族固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有教无类”也是从孔子开始一直坚持的原则。同样的理由,“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天下为公思想在中国也是自古以来深入士大夫人心的普世价值,由不同宗族的义庄联合起来,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对全社区开放的非政府慈善组织,相信也不会遇到大的阻力。可惜,在随后的新社会里,义庄和乡村士绅一起被当作“封建残余”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新政权推行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际上是消灭中国民间社会自治的运动,使得政权从中央一直延伸到乡村和每家每户,实行了一种没有民间社会的政府包办主义,和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完全南辕北辙。六十年后的今天,才有人出来想起来要重建民间社会,假如当年能把传统社会中原有的社会公益因素保留下来,今天的重建任务就不必从零开始。

 

二,真相隐去的“旧社会”

 

像笔者一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教育的人们,读钱氏叔侄的回忆,会觉得他们叙述的旧社会,同当年教科书里和文艺作品中灌输的旧社会形象完全不同。当时的书报刊物、文艺演出里提到旧社会,不管是前清还是民国时期,用“万恶”二字就可以概括。旧社会就是黄世仁向杨白劳逼债,还不了债的就要用女儿抵债,就要进刘文彩的水牢。旧社会里的先富起来的人,都是南霸天一类的地富反坏,旧社会的“成功人士”都是为富不仁,没有一个好东西。没有在旧社会经历的青少年,应该是清白的,但是,如果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一定要认识自己家庭的剥削本质,如果流露出有丝毫认为自己父母靠勤俭起家的想法,就会有教师、辅导员和同学来帮助你提高认识,直到你承认“乌鸦没有不黑的,起家没有不靠剥削的”。即使是出身于职员、小业主一类“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同学,也要检查唯利是图、斤斤计较、革命动摇性之类的家庭烙印。现在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中,就有几位这样的领导人,成长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相信他们当年在学校争取入团、入党时,这类思想汇报一定没有少写。可想而知,对“旧社会”缺少亲身的体验的青少年,在这样的妖魔化教育下成长起来,会对那个时代和来自那个时代的“剥削阶级”有什么样的印象。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她的回忆录《红色家族档案》里,这样写道:1962年,她的姥爷和姥姥被发生在全国的普遍的饥饿赶进了北京城。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他们。“记得那时我刚填写了我的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申请表格,我在填写‘主要家庭成员和成份’这一栏时,刚从妈妈嘴里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竟然统统都是地主。我在吃惊之余是深深的失望。因为在我心目中,地主就是‘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是剥削人民,压迫劳苦大众的吝啬鬼。”

 

其实,旧社会里先富起来的人中,像周扒皮这样的人即使有,也是极少数,正如旧社会的贫苦农民中也有少数流氓地痞一样。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只是被大大夸张了的艺术形象。据罗点点说,她的姥爷、姥姥这样的地主分子,“只是漳河边上一对过着最传统小康生活的农民”,从没有做过伤天害理、鱼肉乡里的事情,甚至还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作出过不少的贡献。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像罗瑞卿夫妇这样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也很多,例如邓小平夫人卓琳的姐姐浦代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无悔的岁月》中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浦在廷——也就是邓小平的岳丈——的发家史:浦在廷是驰名全国的云南宣威火腿公司的创办人,从茶马古道上的赶马人白手起家,他“一无经验,二无川资,靠的只是一股子拧劲和一身的力气,跟在别人的马队后面当脚夫。他不怕吃苦,敢作敢为,遇事又颇有心计,不久就在同行当中显露了头角。他攒了一些钱,购置了自己的马匹。”当年的阶级教育是“为富者一定不仁”,但是当年为了抗日和姐妹一起奔赴延安的浦代英却说:“我知道父亲不是一个完人,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他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还是在跑马帮的时候,他就显示出了慷慨大方的个性。……左邻右舍的有了什么急难事,他总是毫不犹豫地解囊予以帮助,哪怕当时他自己也正拮据。父亲为人正直,同情弱小,尤其热衷于从事公益事业。他做生意有一定的积蓄之后,时刻不忘父老乡亲。据县志记载,由他捐资修建的石桥就不下三座……。为了改造县城的街道,他还和徐东源等人一道,发动捐资,修成了城内西、北两街,上下堡大街和西门横街。”

 

可惜,浦代英这些话是在文革过去了二十年之久才讲的。罗点点对自己姥爷、姥姥在旧社会的真实生活的了解也是她母亲在文革之后才告诉她的。在文革之前的五、六十年代,邓小平、罗瑞卿都是妖魔化“旧社会”的所谓“阶级斗争教育”的领导者。位子更高的周恩来,也是最经常提到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领导人,假如当年有人斗胆问他:你的父辈祖辈人究竟干了哪些欺男霸女、丧尽天良的事情?相信他也回答不上来。然而,这些“新中国”的执政者,为了证明他们夺取政权的合法性,故意把“旧社会”的真相隐去,在周恩来为实际导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里,他们这样来描写旧社会:“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他们心里明知自己的父母就不是黄世仁、周扒皮这样的人,却一定要让全中国的青少年们接受“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教。结果就是像罗点点说的那样,她把自己的姥爷和姥姥也当成了周扒皮。所以当文革来临的时候,红卫兵拷打她的姥姥,她只是“默默地注视这一切,一点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老人受到残酷虐待的时候做点什么来帮助她,更坦率一点说,连我心里涌起的同情心都少得可怜。”原因很简单,因为她和这些红卫兵都是吸着同样的乳汁长大的。文革以后,痛定思痛的人们常常会问:那些平时温良恭谦让的女子中学学生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把自己的校长和老师活活打死的暴徒?罗点点的自述至少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

 

三,钱穆、钱伟长叔侄的人生歧路

 

钱伟长的自述回忆了他在1948、49年间迎接解放军的活动。他当时在清华大学当教授,“知解放之将至,在心情激动中,有坚守岗位,迎接解放胜利的决心。”1948年12月24日,“我和董寿莘没有回家吃饭,请同学向家里打了一个招呼,二人骑自行车直奔石景山,在首钢见了原清华教授孟庆基,现已改名孟少农,他是入城工作组的人员,首钢业已解放,由他们派车送我们到达良乡司令部。晚8点到达良乡,见到了叶剑英、陶铸和钱俊瑞3位同志,我们汇报了清华情况,师生护校的激情,以及全校完好无损,只是粮食仅够3天的情况。叶帅当即指示钱俊瑞同志,把军粮一部分急救学校师生。我也汇报了岳父孔繁爵受华东局转中央军委之命,到北平动员傅作义起义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首长,其平易近人,爱护师生的感情,深受感动。钱俊瑞是家乡鸿声里的族兄,知其名从未见过面,他是四叔的学生(小学),当然曾问及四叔,知在无锡江南大学,曾叮嘱我写信去请他留下来为解放后的教育服务。”

 

这里的“四叔”,即是钱穆,实际上钱穆在家里行二,但是因为叔伯堂兄弟联合排行为四,所以取字“宾四”,钱伟长叫他四叔。钱伟长少年丧父,读中学时一直跟随着钱穆,叔侄二人情同父子。可是在对待“解放”的态度方面,两人完全背道而驰。当时钱穆在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创办的无锡江南大学任教,钱伟长是否遵照钱俊瑞的叮嘱给叔父写了劝留的信,钱穆是否收到了这封信,我们无从了解。不过,据钱穆在《师友杂忆》里说,他在看到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后,“决意暂避。时共党广播称荣德生为民族资本家,嘱勿离去,荣氏集团中人,亦劝余留校,可随队同迁。又族叔孙卿乃子泉孪生弟,亦屡劝余勿离去。言下若于共军渡江有深望。余告孙卿,吾叔日常好谈论古文辞,不知共军先后文告,亦有开国气象否。孙卿无以应。然其力劝余如故。”——这个“族叔孙卿”名钱基厚,是钱钟书父亲钱基博(字子泉)的孪生兄弟,也是无锡工商界的头面人物。钱穆没有听取荣家和钱孙卿的劝告,还是离开了无锡,南下到广州,并最后出境到了香港。

 

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国共两党对于争取学者教授、社会贤达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国民党方面曾派飞机到即将失守的北平“抢救学人”,但没有多大成果,据钱伟长回忆,“到1948年12月18日学校里只有三位教授和二位讲师乘飞机南去,其余269位教师全部留校,学校照常上课。”共产党方面则通过各种渠道做工作劝他们留下来迎接解放,有些重点的知名人士则由地下党采取特殊的措施保护他们免受国民党胁迫和危害。不过钱穆的回忆中没有提到任何两党高层人士对他的关照,他似乎不在任何一党的重要人士的名单上。从国民党方面来说,主导安排学者随国民政府撤退的是朱家骅、傅斯年这样的“海归”,拥有西方名牌大学的学位,像钱穆这样连大学学历都没有的自学成材者,在他们眼中似乎还不够份量。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里就没有钱穆,或许也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在共产党和左倾人士的眼里,钱穆则是一个坚持孔孟之道的守旧分子,据钱穆回忆,在抗战后的国共内战时期,“闻一多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后寅恪来成都,详告余。又谓,君倘在滇,当可以诽谤罪讼之法庭。”钱穆对陈寅恪说,“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一多直率,遂以形诸笔墨而已。”显然,他不会是共产党高层想要花力气争取的对象。看来,钱俊瑞对于钱伟长的叮嘱,更多是出于他个人对老师礼貌性的问候。

 

如此看来,1949年的钱穆像一叶小舟混在南来北往的茫茫人海中,无人问津。那么,为什么到了1949年8月,毛泽东要在以新华社评论的名义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将钱穆同胡适、傅斯年一起归入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当中去呢?他做了什么事让毛泽东如此愤怒呢?我们没有毛泽东或他的笔杆子起草该文时的内部资料。不过,钱穆的回忆录里记载了他在那年春天的一番谈话,或许可以对这个问题提供一点线索。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败退广州,刚出任行政院长的阎锡山,会晤追随国民党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人,或许因为阎锡山本人一向崇尚儒家学说,钱穆刚好应聘到广州华侨大学,无党无派的他也一起被请了去。钱穆在会上即席发言,说抗战时军队在前方保卫后方的知识分子,现在军队溃败,“恐不可恃。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可振作。”这些话分明是在替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出谋划策以图东山再起。在毛泽东的眼里,尤其可恶的是,那些深受党国恩泽的名教授,如国民党员朱光潜、冯友兰等都决定留下同新政权合作,偏偏这个“党不疼国不爱”的钱穆,不识时务,自己跳出来像伯夷、叔齐一样要替旧政权守节。在接下来的另一篇评论《别了,司徒雷登》里,毛泽东好像余怒未消,已经作古数千年、没有招他惹他的伯夷也受到株连,被骂成了“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

 

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而且是同胡适、傅斯年绑在一起,大概是钱穆自己也没有料到的。1950年秋,在给学生的一封信里,钱穆这样写道:“余自抗战胜利后,足迹不履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找到了我的头上。”这确实有点历史的误会。钱穆不是一个政治上活跃的人物。他说,抗战前“余昔在北平,日常杜门,除讲堂外,师生甚少接触。除西安事变一次外,凡属时局国事之种种集会与讲演,余皆谢不往。”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胡适为校长,人在美国,由傅斯年代理,他们没有给钱穆发聘请函。而钱穆本人也不愿意去,他说:“倘再返北平,遇国共双方有争议,学校师生有风潮,余既不能逃避一旁,则必尽日陷于人事中。于时局国事固丝毫无补,而于一己志业则亏损实大。因此自戒,此下暂时绝不赴京沪平津四处各校,而择一偏远地,犹得闭门埋首温其素习,以静待国事之渐定。”最后,他挑了一个私人新办的无锡江南大学,希望远离政治中心,安静地做自己的学问。至于说到同国民党的关系,钱穆比胡适、傅斯年要疏远得多,他一直拒绝加入国民党,拒绝担任行政职务。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胡、傅二人后来一直是台湾的学界领袖和文化班头,而钱穆在香港一留十几年,始终以办学为生,直到从中文大学退休,而且大陆文革动乱开始后才迁居台湾,此时傅斯年和胡适已经先后离世。

 

事实上,钱穆的若干学术观点也同国民党的正统教义相悖。例如他在抗战期间写的《国史大纲》书稿,将太平天国一律称为“洪杨之乱”,当时国民政府的审查机构也是“凡是派”,要求他改为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得到过孙中山肯定的。钱穆对此抗辩道:“中山先生排除满清政府,创建中华民国,始是一项正式的民族革命。至于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信奉“必也正名乎”的钱穆认为太平天国必须正名为“洪杨之乱”,在这件事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我们知道,被毛泽东在反右时捆绑在一起批判的章伯钧和罗隆基实际上是民盟里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同样,钱穆同胡适、傅斯年等人也在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等方面有诸多分歧。他曾这样评说胡适等人:“而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国立大学内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而政府无如之何。又自全盘西化一转而为共产主义,苏联化,不仅排斥古人,即全国社会亦尽在排斥中。”钱穆的这些论述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尽管不为国民党所看重,却仍然要给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广州政府进言,而且决定离开大陆。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的胜利意味着比全盘西化还要不能接受的“苏联化”,新中国所尊的共产主义,同“洪杨之乱”尊的耶稣,一样都是外来文化的产物。他甚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傅斯年等以及他们的西化主张,是为后来的“苏联化”开通了道路,也是有历史责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批判钱穆也不算误会,因为钱穆的反共与其说是出于政治立场,不如说是基于更深层的文化历史观。

 

话说回来,钱穆对共产党政权的看法也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绝对,他当时到香港而不去台湾,也有驻足观望的意思,他在回忆中说,“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果使中共政权成立后,能善体这番心情,亦未尝不可上下一体,共期有成。”所以他想看一看中共有没有“开国气象”。然而新政权外交上的“一边倒”以及后来发生的历次运动,证实了他对中国“苏联化”的担忧: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许多他以前的同事、友人都作了自我否定或者受到批判斗争。1957年,在他培养下长大的侄子钱伟长被打成右派,在全国报刊上受到声讨。1959年开始的大饥荒期间,大量饥民逃港,香港居民纷纷给国内邮寄白糖、猪油一类的食品解救他们的亲属;钱穆的小兄弟钱文——人称“起八先生”——当时在家乡荡口,也收到了兄长从香港寄来的包裹和港币,是我们镇上少数有“外汇券”的人,持这种外汇券可以到无锡城里“侨汇商店”购买一般市场上买不到的商品。可惜起八先生当时失业在家,只能拿外汇券跟别人换了人民币维持起码的生活。据钱伟长回忆,他的这位“八叔”以前经常在“小说月报”和“国闻周报”上发表文章。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就在那几年得了浮肿病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地去世。到了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曲阜孔府、孔庙、孔林受到红卫兵的毁坏,这在钱穆这样的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学人看来简直就是“亡天下”的征兆。痛心疾首的他一直到死都把1949年的解放“正名”为“赤化”,而且誓言“赤祸”不除,决不回乡。

 

四,钱穆和家人的大江大海

 

当时新政权曾在香港争取那些观望的旧政权军政人员和社会名流,1955年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的回归就是他们工作成功的例子。钱穆大概也在统战部门的视野之内。1950年,他尊敬的老师吕思勉曾写信劝他回归,在回信中,钱穆说:“回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由于他对于中共政权的这种决绝态度,他至死没有再踏上故土一步。这就使他和家庭亲属长期相隔两地,发生了和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一样的故事。

 

“左倾教授”钱伟长同他叔叔在1949年分道扬镳,一直到1981年才在香港有机会重逢。据钱穆的夫人钱胡美琦在钱穆去世后所撰《时代的悲剧——钱穆先生和他的子女》一文回忆,那一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其前身为钱穆所创办的新亚书院——邀请钱伟长到该校“新亚学术讲座”作讲演。钱穆夫妇从台湾赴香港,使叔侄二人在分别三十多年后相聚。此后两人又相见了几次,在这几次见面中,免不了相互诉说离别之情以及钱伟长向他叔父介绍家乡故人的变迁。除此之外,钱穆每一次见面都叮嘱侄儿远离政治。1983年,钱伟长带同夫人孔祥瑛到香港讲学,钱穆夫妇也为纪念中文大学成立二十周年而在香港。据钱胡美琦在《时代的悲剧》中回忆,双方见面时,钱穆“当面叫祥瑛要多照顾好伟长,少问政治,把精力多放在学术教育上。以后我和祥瑛通信,宾四总是嘱我在信上写这几句话。有一年,我因事赴港,正巧伟长同时也要赴港开会。……动身前,我问宾四有什么话要带给伟长,他还是这几句,只加一句‘要多听太太劝告’。伟长年龄比我大一截,我十分为难。但伟长脾气好,不论宾四把这话重复多少遍,他从不生气。只解释说,两岸的社会情况不同,他会有分寸的。”——显然,钱穆对于侄儿热衷政治是很不以为然的,他的反复叮嘱实际上是一种批评,言外之意大概是:当年你被打成右派,二十年不能翻身,不能参与重大研究项目,荒废了业务,而且连累子女上不了大学。现在总算改正了,在共产党下面参与政治,你要懂得急流勇退,免得重蹈覆辙啊。

 

其实钱穆反对钱伟长卷入政治是一贯的,包括当初促使钱伟长进入清华后由文史科转学理工科。钱伟长在他的自述中说他的“弃文从理”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受到了爱国情绪的激发,要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他在其他许多场合也都重复类似的说法。然而,他不曾提到在这件事上他四叔的意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荡口,还有不少见过伟长光屁股在河里洗澡的长辈和老人,笔者从他们那里听说的是,钱穆一直告诫侄儿,他们家庭没有什么背景,缺少社会关系,学习文史不易有好的出路,希望侄儿改学理工科,可以远离人事和政治,凭真本事立足于社会。可以推想,叔父的意见有相当的份量,对于钱伟长“弃文从理”的影响即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他当初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钱穆对于钱伟长的批评只是点到为止,毕竟那是侄儿,他对于自己的子女就用不着那么欲言又止了。1949年的大江大海,把钱穆同留在大陆的三子二女隔开了三十二年,1980年,当他同五个子女中的四个在香港重逢时,《时代的悲剧》一文中回忆的以下一幕令人们印象深刻:“当晚在旅店吃过晚饭已经九点了,一家人聚在一起闲话家常。那知宾四正式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把在座所有的人吓了一跳。他用手指着儿女们问‘你们谁是共产党?’他虽面带笑容,也使刚见面的儿女一时惊得不知所措。……四个子女迟疑了一下,还是老大钱拙先开了口。他说,‘当年以我们的家庭背景,怎么可能被允许入党呢?’我赶忙接着把话题扯开了……。”“宾四接着又问起十个孙辈的学名,听了儿女一一报上名字,显得很不开心。他说:这哪象是读书人家取的名字。”——显然,钱穆对于子女是否与受共产党“赤化”是很在乎的,连孙辈起的名字,想必带有那个时代的革命气息,也让他不快。那次钱穆和子女会面一星期,“前三天,宾四专一批评共产党思想阶级斗争的不适合中国国情。后三天,他对儿女一再重复讲伦理孝道的重要,要他们回去后多用功读孔子论语。并嘱他们各自好好教导自己的子女。我们的会亲,真像是天天在补课,而且是密集的方式。”——钱穆一生以教书育人为业,也有若干得意的门生弟子,而自己的子女却没有一个传承他的学问和文化历史观,一定是他十分伤心的事。

 

让钱穆更加伤心的是,他的儿女没有对他说实话:钱穆回台湾后,从一位新亚校友的口中得知,他的三子钱逊,实际上是共产党员。钱夫人说:“儿子的实况,竟是从外人口里获知,以宾四的性格,他是难以承受这个事实的。从此在他的心里,有了一个难解的心结。”其实,钱穆对此或许是有预感的,因为钱逊从小就是令他最不放心的儿子。早在抗战胜利后的四十年代,钱穆在苏州的时候,钱逊还只是中学生,就曾去信苏联使馆索取书籍,被他发现后严厉训斥。在他同子女香港会面的时候,他被告知钱逊在清华大学教哲学。实际上,清华这样的工科大学当时是没有哲学系科的,也不大会有专讲哲学的教员,所谓“教哲学”,实际上就是给各系学生讲授政治课,就算是教哲学,也只能是马列主义哲学。如果钱穆熟悉一点大陆的国情,就会对儿子的共产党员身份猜出八九分。从儿子这方面来讲,这样告诉钱穆,无非是一个善意的“忽悠”,希望可以减少对反共老爸的思想冲击。而父亲这方面,却对此一直纠结于心,钱夫人说,钱穆向她表示,“当年父子思想异途,他独自流亡海外,儿子们以大义相责。当时国家天翻地覆,个人的利害、得失、悲喜、成败,早已不在他心上,也无须作何解说。三十多年来,整个国家成了共产主义的试验品。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是非对错,事实已摆在了眼前。如今父子重得相见,做儿子的岂可对过去没有一句交待?……儿女们只谈大陆生活的改善,吃穿都比从前有进步,这更使他不耐。宾四说,知识分子见面不谈国家民族的前途,只谈现实的经济生活,国家要知识分子何用?做一个知识分子又有甚么意义呢?”

 

钱穆和他的子侄之间在世界观、历史观和政治道路上的分歧,只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大动荡的一个缩影。从晚清开始,受到对外战争一次次失败的刺激,在欧风美雨的冲刷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走上了激进化的道路,从中体西用到变法维新,从君主立宪到共和革命,从科学民主到共产主义,一浪比一浪激进,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和批林批孔。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被弃如蔽履。钱穆这样坚守中国传统的文人也随之越来越边缘化,被视为冥顽不灵的守旧分子。年轻一代人,甚至同代人,大多追逐时髦的西化甚至“苏联化”思潮,没有人理会儒学、传统文化这类无用的“古董”。子女同父母在政治信仰上异途,甚至划清界线、反戈一击,是上世纪后半叶司空见惯的现象。钱穆个人的遭遇,只是这大的时代悲剧之一例。笔者读钱穆夫人的这一段回忆,觉得钱穆在香港对子女“秋后算账”式的训话,是他在几十年中弘扬中国文化的努力所遭遇的寂寞、磨难和挫折积累起的感伤和激忿,在自己的子女面前,终于有了无需顾忌地一吐为快的机会。

 

五,螳螂捕蝉:蒋南翔和钱伟长

 

回想起来,钱穆及其代表的传统派在1949年前虽然受到西化思潮的挤压,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还有一席之地,话语权只是多和少的问题,因为占主流地位的是胡适、傅斯年这样的“西化派”中的欧美派,他们毕竟是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熏陶,而且还保留着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君子风度。到了1949年后,“西化派”中的苏联派掌权,传统派的话语权,就成了有和无的问题。于是那些留在大陆的同事们,如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多次提到的“芝生”和“锡予”,即冯友兰和汤用彤等学者,纷纷在报刊上发表自我检讨,真心或者违心地否定自己过去受过的教育和学术主张,同胡适和他的思想划清界限,表示要学习和服赝马列主义。比较起来,钱穆在香港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但是经济上,却是过着流亡者的生活。新亚书院初创的时候,学生不足百人,教学、办公和师生住宿都挤在一栋楼的两层,夜里有的学生在楼顶上露宿,有的蜷卧楼梯上。那种困境,除了没有饿死,真的跟首阳上的伯夷、叔齐差不多。

 

此时,他的侄子钱伟长在北京却进入了他一生中风头最健的高峰期。他在《八十自述》中说,“从此一直到1957年,满怀热情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担任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和教学行政工作,还有数不尽的各种社会活动。”这些社会活动包括:慰问志愿军伤病员,视察东北高教和厂矿修复工作,出席世界青年和平联合大会,参与宪法起草,出国访问缅甸和印度。他所担任职务,除了清华大学教务长兼任科学院的学术秘书外,还兼任种类繁多的跟业务沾边或不沾边职务:如全国青联常委兼秘书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甚至还担任八杆子打不着的中缅友协会长。当然,这一切风光和忙碌,随着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嘎然而止,从此走进长达二十多年的人生低谷,那一年他四十四岁。

 

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对于自己在反右派运动中和运动后的遭遇,只有很简短的几句话带过:“我在1957年1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6月9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而以钱伟长和曾昭抡等6人的名义,刊登了民盟中央向党中央汇报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造成了使人误解的舆论,接着就是1957年6月的反右运动,没有想到这种教育思想论争,竟以政治结论而告终,我被错划为右派,撤消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保留教授,从一级降为三级。儿子竟也受到牵连,虽高考成绩优异而‘不予录取’,被分配到工厂当搬运壮工。反右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环境十分困难,进行业务工作更加不易,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也没有出版过什么专著。”——钱伟长在他的回忆里把自己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归结于教育思想方面的争论。同谁争论呢?他没有说。荡口的父老乡亲,乡下人见识短浅,有的说是无锡人钱伟长斗不过宜兴人蒋南翔,有的说是小户人家出身的人斗不过大户人家的少爷。替他叹息之余,不免也有埋怨:伟长吃亏就吃亏在一张嘴上——老一辈的人都知道钱伟长从小能说会道,得理不让人,有“铁嘴”的名声——要是他少说几句,要是他听得进阿叔宾四的话: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少问政治,多做学问,何至于会跌这么大的跟斗呵?

 

钱伟长的社会活动极多,尊敬他的人和讥刺他的人都称他为“万能科学家”,鸣放期间的言论也涵盖方方面面,包括主张理工合校,对全面学习苏联有保留,宣扬英美的大学教育等等。不过,依笔者“事后诸葛亮”的看法,以下这段话恐怕是他被打成右派的要害,这是刊载于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上的钱伟长发言:“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这些年来,当家做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对于校务,我只能在事情还没有做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服从执行。但究竟其间是怎样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不知了。校务委员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的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资料,党外人不知道,很难发言,校务委员会实际是个形式。党把人分成两类,对一类人(党团员)总是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总是先看他的缺点。清华党委对老教授总是抱怀疑的态度。多数系主任与教研室主任没有真正当家做主。象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就是挂个空名,从未问过系务,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肃穆的空气实在让人难受极了,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线。过去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来来往往。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板起面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你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试问这样如何教呢?”——“板板六十四”是我们家乡用来形容一个人循规蹈矩、不苟言笑的土话,别地方的人大多听不懂,居然也上了人民日报。这是“引蛇出洞”阶段,需要把他们的话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同所谓“教育思想方面的论争”比起来,这段话才真的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校务、系务由谁当家?助教和留学生的选拔、教师提级由谁说了算?显然,钱伟长觉得校务委员、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以及教授是有资格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当家做主”的,而实际上却插不上手,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钱伟长的这些怨言,从他本人的角度来说,是很自然的,他在自述中一再强调自己爱国和革命都不后于人:1931年“九一八”后,他为了救国而“弃文学理”;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他参加了各次抗日救亡大游行和示威活动,参加了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也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歌咏团等中共党的外围组织;抗战胜利后不久的1946年,他就回国参加了清华大学在北京的复校工作,比钱学森、郭永怀早回国近十年;在此后的国共内战期间,他就同许多地下党的负责人接触,在家中招待地下党人员;在国民党撤退时,反对清华大学跟随南迁,还代表清华大学护校斗争的师生到京郊解放区同入城工作组和解放军领导联络接管清华大学事宜。既然解放就是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自己又有这样一份光荣的经历,让他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在清华大学当家作主,舍我其谁?

 

他不知道,他的这些经历,在“另外一条线”的眼里,和蒋南翔的革命经历相比,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蒋南翔同钱伟长同年出生,而且可以算是同乡:宜兴同无锡是相邻的两个县,历史上都属于常州府、苏州专区,现在都划归无锡市管辖。蒋1932年入清华,比钱晚一年,如果不是钱伟长转学到物理系,他们还是中文系的前后届同学。然而蒋的革命资历确实不是钱能够比的。蒋南翔入学后第二年加入共产党,曾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是“一二九”运动领导人。当钱伟长在大学毕业后留校读研,并随清华迁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时候,蒋南翔则在北平、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41年,对两人都是关键的年份:钱考取庚款留学到了北美,蒋则到了延安。待到1950年他们在清华重逢,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海归教授,副教务长,自诩为“老清华”;一个是“另外一条线”上派到母校来的新校长。如此同学同乡之谊,为什么蒋要把钱打成右派呢?同是清华校友的韦君宜也纳闷,她在《思痛录》中问道:“(蒋南翔)手下无情地划上了钱伟长。这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能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二十五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上面引述的钱伟长发言里:两个老同学,都要在清华大学当家作主,就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至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1957年7月14日,反击右派已经开始,《人民日报》刊登钱伟长的言论:“……我要去告诉周总理,不是我滚蛋,就是蒋南翔滚蛋。我向周总理辞职,允许我辞职,就算啦,不允许我辞职,就得说个明白。”——实际上,两人的恩怨一直到死都没有说个明白。右派分子在文革后几乎全部改正,只是在中央保留几个人,以示反右运动的必要性,而钱伟长在清华却迟迟得不到改正,拖到八十年代才由胡耀邦干预得以改正。因为文革后的清华大学又成了“蒋管区”,钱伟长虽然得到改正也无法施展,只能带着破碎了的在清华当家作主的梦想,黯然离开了清华。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对这位影响自己一生命运至深的学弟连一个字都不提。

 

当然,钱伟长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也不是用他同蒋南翔两人的个人恩怨就可以概括的。同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黄万里教授和许多师生,甚至连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袁永熙也被定为右派,从党内清除出去。袁永熙的妻子陈琏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的女儿,袁永熙夫妇都是抗战时西南联大的中共地下党成员。父亲和女儿、女婿两代人走上政治上对立的异途,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之又一例证。他们的结局比钱穆和他的家人要惨烈得多:陈布雷在1948年末,看到国民党政权失败之不可挽回,在南京自杀。女婿袁永熙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政治压力下,陈琏与其离婚,子女也都随母姓,以划清界线。文革中陈琏因为家庭关系,加上曾有被捕后在父亲活动下被释放的历史问题而受到审查。1967年,不堪精神压力的陈琏在上海跳楼自杀,走上了她父亲十九年前的同一条黄泉路。

 

袁永熙为什么会被打为右派呢?据他的儿子陈必大回忆:“蒋(南翔)那时对爸爸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有政权意识’,这是他的发明。意思就是,现在我们胜利了、掌权了,和那些旧知识分子的关系变了。……解放前他们是我们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是领导阶级,他们是被教育、被改造、被领导的对象,不服气就要斗争,这没有什么其它道理可讲。‘政权意识’就是要按我们的观念改造世界,在各种运动、斗争中,拉得下情面,不手软,敢于坚持‘左’的作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就是压制、打击不同意见之权,不这样使用政权,最后就会丧失政权,……这种发挥曾被认为是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袁永熙就是因为缺乏“政权意识”,拉不下情面,心慈手软,结果自己也成了右派。蒋南翔的水平就在于他对于政权——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就是“核心利益”——有着高度的敏感。文革中清华造反派“井冈山”的“司令”蒯大富在这一点上看来是得了蒋校长的真传,他在一张别人的大字报上写下了如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段“蒯氏语录”使他一度受到毛泽东和江青的赏识,从而名扬天下。

 

不能说蒋南翔的看法毫无道理。当年那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确实不过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反对国民党,未必是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因为对国民党的独裁和腐败失望,用我们荡口的另外一位乡贤王莘在“歌唱祖国”这首歌里写下的歌词来说,就是“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钱伟长,还有那位当年在无锡“于共军渡江有深望”,力劝钱穆留下来迎接解放军的钱孙卿先生,应该都属于这样的“独立自由派”,他们以期盼的心情迎接解放,无非是希望国家独立,人民自由,希望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知识分子或许还希望能够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结果,到1957年,钱伟长成了民主同盟的大右派。钱孙卿在新政权成立后担任过江苏省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到了1957年连同儿子都没有逃过被打成右派的命运。就是在北平城外叮嘱钱伟长写信让钱穆留下来的老资格共产党员钱俊瑞,看来也只是党的同路人,他担任过最初的教育部的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当时的教育部长位子给了“民主人士”马叙伦。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国务院(当时称政务院)各部部长如果是民主人士的话,实际当家的是党组书记。所以,钱俊瑞可以说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但是往后却官越做越小,不久就退到学术领域。老家的乡亲们都看出来了:毛主席不喜欢钱俊瑞。这位老教育部长虽然逃过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没有逃得过1966年开始的浩劫,十年文革中被监禁了八年。

 

按说,蒋南翔对掌权、用权有如此高度的敏感和自觉性,同毛泽东、林彪的思想十分一致,应当在党内一帆风顺。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蒋南翔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沦为被教育、被改造、被斗争的对象。这发生在他把钱伟长、黄万里、袁永熙以及一大批师生打成右派后不到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当时的处境同钱伟长在1957年的处境颇有雷同:钱伟长当年以为校务委员会、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是应该当家做主的,但是“另外有一条线”,走在他们的前面把决定都做好了。眼下的蒋南翔,以为自己代表党在清华当家作主理所当然的时候,“另外有一条线”却从吴晗的《海瑞罢官》入手,揪出了“三家村”和邓拓,接着把彭真和整个北京市委一锅端。作为当年华北地下党的重要干部,彭真的老部下,蒋南翔毫无悬念地在一夜之间成为“黑帮分子”。这时,中央派下来的工作组和革命群众告诉蒋南翔: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清华大学贯彻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他当年加入的北平地下党是叛徒刘少奇领导下的“白区党”。有一度蒋南翔的党籍都成了问题,被认为是假党员。总而言之,不管在清华文革的什么时期,工作组时期也好,造反派掌权时期或工宣队军宣队掌权时期也好,他都是人人喊打的清华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比较起来,早成了“死老虎”的钱伟长虽然还是“反动学术权威”,由于毛泽东在“六厂二校经验”中的批示,得到了“一批二用”的待遇。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钱伟长有机会成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欧美——他在海外学界有一定的名声和广泛的关系,又曾被批判为“亲美”和“右派”,让他出国向世界展示知识分子在中国受到的良好待遇,显然比“仇美”的钱学森出国效果更好。荡口的乡亲们,看到他出国的报道,也庆幸他跌了跟斗总算还有出头之日。有一年,他写信回乡,说在某次国宴上吃到了家乡的银鱼,已经多年没有尝到这样的美味了。乡亲们赶紧买了几斤上好的银鱼,托进京的人给这位在外面闯了祸的游子带去。

 

六,难言的“被告密”事件

 

钱伟长的《八十自述》中对于他在1986年末发生的所谓“告密事件”中的作用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不提不等于不重要,笔者相信,这件事一直压在他的心头,包括他写自述的时候。

 

1986年11月,许良英、刘宾雁和方励之商量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研讨会”。他们联名写了一个开会的通知,散发给了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希望在来年以费用自理的方式在春节假期里开这么一个会议来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没有料到,两个月后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党籍,并导致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以此为发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全国展开,同时传达了邓小平在当年12月30日的讲话:“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于是,钱伟长、费孝通告密的传言就在社会上,尤其在士林中不胫而走。有的传言还说,钱伟长在告密的时候,还说了方励之的坏话,表示自己要同他划清界限,甚至还暗示上边要解决自己的职位问题。到了1987年3月,钱伟长在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似乎进一步坐实了他告密求荣的传言。

 

大概是因为不愿意用最坏的恶意推测这位乡贤,笔者对这些传言一直将信将疑。当事人方励之在钱伟长逝世之后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关于许良英刘宾雁和我联署的那封信”,又进一步增加了我对钱伟长“告密”的疑惑。他在文中没有透露事件的真相,因为他有承诺不再提这件事,不过他在文中所有提到被告密三个字时都加了引号。这让笔者对这一事件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解——许、刘、方三人联名的那封信,是关于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的倡议和通知,方先生说,信写成后,“就散发给了可能的参加者”。显然他们在发信时不指望所有人都会响应和参加,并没有刻意保密。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是瞒不过当局的,尤其是收信人多是民主党派人士,而这些党派的高层,布满了有双重身份的党员。所以方先生颇有深意地给被告密三字加了引号,以表明在发起者方面来说,散发此信不是见不得人的行为,没有秘密可言,既然无密,何告之有?所谓“告密”,就像近年里“被增长”、“被就业”等等词汇中的“增长”、“就业”一样,是由有关部门制造出来的。实情或许是,钱伟长当时确实做了不甚妥当的事,但没想到有心人将这件事炒作为“告密”向社会上放风。

 

应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这件事:八十年代的人们刚从文革这场浩劫中走出来,回顾历史时发现,假如当年能够采纳1957年的右派分子的许多批评意见,就不至于发生后来的大跃进、大饥荒,更不至于会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地步。右派分子在“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等文艺作品被赋予了坚持真理的“受难者”形象。像钱伟长、费孝通这样一些当年受到全国声讨的右派分子,从前的“历史污点”洗刷一清,而且转化成了民众和知识分子中的崇高声望,一时有成为知识界领袖之势,这显然是某些人不愿意看到的——当年钱伟长的罪状之一就是同党争夺青年学生。他们禁演了另一部称颂右派分子的电影“苦恋”,期望可以阻止这种势头,却引起相反的效果。“被告密”事件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起到了一石两鸟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反右历史讨论会”这件令这些人难堪的事,另一方面,又使费、钱等前右派分子成了“告密者”,从道德高峰上跌落下来,让人们想起蒋南翔的话:“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他们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本来不是告密的事件,“被”整成了“告密”事件,自己在士林中的清誉毁于一旦,钱伟长的懊恼和无奈,是可以想象的。追悔莫及之余,他要设法把损害控制到最小程度,于是找到了与方励之同在中国科技大学的钱临照教授,“向他表示,恳请大家(学术圈子)不要再提了‘那件事了’。”钱伟长算是找对了人,根据方先生的回忆,当年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因为自己在反右后的“准右派”身份无法发表,钱临照当时是《物理学报》副总编辑,替他换了一个假名使他的论文得以发表,为此钱临照在文革中还受到了追究。有方的恩师钱临照出面说项,钱伟长的恳请获得了方先生爽快的允诺。因此我们目前还不能得知这件事的真相,希望将来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不致粉碎笔者对乡贤钱伟长的所有温情和敬意。值得一提的是,钱临照教授的父亲,正是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位连夜给钱穆准备好铺盖,使他顺利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念书的小学体育老师。两件相隔八十年的事,钱伟长和他叔父两代人,在困境中竟有同一个家庭的两代人向他们伸出援手,历史的巧合如此,不能不使人惊异和慨叹。

 

2011年2月16日

首发于《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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